搢笏干戚，不適有方鐵铦；登降周旋，不逮日中奏百；《貍首》射侯，不當強弩趨發(fā)；干城距衡沖，不若堙穴伏橐。古人亟于德，中世逐于智，當今爭于力。古者寡事而備簡，樸陋而不盡，故有珧銚而推車者。古者人寡而相親，物多而輕利易讓，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。然則行揖讓，高慈惠，而道仁厚，皆推政也。處多事之時，用寡事之器，非智者之備也；當大爭之世，而循揖讓之軌，非圣人之治也。故智者不乘推車，圣人不行推政也。
朝用笏板和儀仗兵器，敵不過大刀長矛；講究升降轉身繁瑣禮儀，其效用難以和日行百里的士卒訓練相提并論；奏著《貍首》樂章而演習射靶的儀式，比不上硬弓勁射的真功夫；捍衛(wèi)城邑、抗拒沖車的防御戰(zhàn)術，比不上通過地道水灌煙熏的進攻戰(zhàn)術。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競爭，中世的人在智謀上角逐，現(xiàn)在的人在力量上較量。古時候事少而設施簡單，器具粗陋而不完善，所以有蚌殼做的除草農(nóng)具和簡陋的手推車。古時候人少而互相親愛，物品豐富而輕視財利、容易謙讓，所以有拱手把天下讓給別人的作法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他們行禮謙讓，推祟仁慈恩惠，稱道仁義忠厚，就都屬于原始的政治措施了。處在多事的時代，卻仍用少事時代的簡陋器具，這不是聰明人該奉行的路線；處在大爭的社會，卻仍遵循禮讓不止的老規(guī)矩，這不是圣人治理國家的方法。所以聰明人不坐古代的手推車，圣人不采用手推車式的原始政治。
法所以制事，事所以名功也。法有立而有難，權其難而事成，則立之；事成而有害，權其害而功多，則為之。無難之法，無害之功，天下無有也。是以拔千丈之都，敗十萬之眾，死傷者軍之乘，甲兵折挫，士卒死傷，而賀戰(zhàn)勝得地者，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。夫沐者有棄發(fā)，除者傷血肉。為人見其難，因釋其業(yè)，是無術之事也。先圣有言曰：“規(guī)有摩而水有波，我欲更之，無奈之何！”此通權之言也。是以說有必立而曠于實者，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。故圣人不求無害之言，而務無易之事。人之不事衡石者，非貞廉而遠利也，石不能為人多少，衡不能為人輕重，求索不能得，故人不事也。明主之國，官不敢枉法，吏不敢為私利，貨賂不行，是境內(nèi)之事盡如衡石也。此其臣有奸者必知，知者必誅。是以有道之主，不求清潔之吏，而務必知之術也。
法律是用來制約事務的，事務是用來顯示功效的。設立法制如有困難，考慮到雖有困難但能成事，則應予設立；事務既成而有害處，考慮到雖有害處但功大干過，則應予實施。不遇到困難的法制，不伴隨害處的事功，天下是沒有的。因此攻克周長千丈的大都城，擊敗十萬之眾的敵軍，盡管我方傷亡人數(shù)達到三分之一，武器裝備嚴重受損，士卒傷亡慘重；但仍然要慶賀打了勝仗，獲得疆土。其原因正在于考慮到了代價小而獲利大。洗頭總有脫發(fā)，開刀總會流血傷肉；要是有人看到這點難處，就放棄洗頭治病，便是不懂得權衡利弊的人。先圣說過這樣的話：“圓規(guī)再精確也會存在誤差，水面再平靜也會存在波紋。我想改變這種狀況，是沒有辦法的！”這是通曉權衡利弊的說法。因此主張有言之成理但不切實際的，言論有詞句笨拙但能立即付諸實施的。所以圣人不強求挑不出毛病的言論，而致力于那些無可更易的事務。人們不在衡器、量器上打主意，并不是因為他們正直廉潔，不追求財利，而是因為量器本身不能給人增多或減少財物，衡器本身不能給人加重或減輕財物，對它們有要求并不能得到什么；所以人們不去多打主意。明君的國家，官員不敢違反法禁，吏屬不敢謀取私利，人們不用財物進行賄賂活動，這樣，國內(nèi)的事務就會都像衡器、量器一樣公正無私了。這樣，大臣中干壞事的就一定會被察覺，察覺了的就一定給予懲罰。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，不尋求廉潔的官吏，而致力于一定能察覺臣下奸邪行為的方法。
慈母之于弱子也，愛不可為前。然而弱子有僻行，使之隨師；有惡病，使之事醫(yī)。不隨師則陷于刑，不事醫(yī)則疑于死。慈母雖愛，無益于振刑救死，則存子者非愛也。子母之性，愛也；臣主之權，策也。母不能以愛存家，君安能以愛持國？明主者通于富強，則可以得欲矣。故謹于聽治，富強之法也。明其法禁，察其謀計。法明則內(nèi)無變亂之患，計得于外無死虜之禍。故存國者，非仁義也。仁者，慈惠而輕財者也；暴者，心毅而易誅者也。慈惠，則不忍；輕財，則好與。心毅，則憎心見于下；易誅，則妄殺加于人。不忍，則罰多宥赦；好與，則賞多無功。憎心見，則下怨其上；妄誅，則民將背叛。故仁人在位，下肆而輕犯禁法，偷幸而望于上；暴人在位，則法令妄而臣主乖，民怨而亂心生。故曰：仁暴者，皆亡國者也。
慈母對于幼子的愛是任何其他的愛都無法超過的。但是孩子有不良行為，就得讓他受老師管教；有了重病，就得讓他就醫(yī)治療。不受老師管教，就會犯法受刑：不就醫(yī)治療，就會臨近死亡。母子之間的天性，是愛；君臣之間慮的，是近利遠害。母親尚且不能用愛來保全家庭，君主怎能用愛來維護國家呢？明君通曉富國強兵的辦法，就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。所以慎重地處理政事，就是富國強兵的方法。君主應該嚴明法令，明察計謀。法令嚴明，內(nèi)部就沒有動蕩叛亂的禍患；計謀得當，對外就沒有國破為虜?shù)臑碾y。所以保全國家不是靠的仁義道德。講究仁義道德，也就是要博愛慈惠并輕視財利；為人暴戾，也就是心地殘忍并輕易殺伐。博愛慈惠，就不會下狠心；輕視財利，就樂善好施。心地殘忍，憎惡態(tài)度就會在下屬面前暴露；輕易殺伐，就會胡亂地屠戮無辜。不下狠心，就會赦免許多該受處罰的人；樂善好施，就會賞賜許多沒有功勞的人。憎惡態(tài)度表露出來，就會使臣民怨恨君主；胡亂地屠戮無故，民眾就會背叛君主。所以仁人處在君位上，臣下就會胡作非為而輕易犯法，以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；暴人處在君位上，法令就會妄行，君臣就會離心離德，民眾就會怨聲載道而產(chǎn)生叛亂心理。所以說：仁愛和殘暴，二者都能導致國家滅亡。
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，不為能活餓者也；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，不能為富民者也。今學者之言也，不務本作而好末事，知道虛圣以說民，此勸飯之說。勸飯之說，明主不受也。
不能提供豐盛食品而去勸餓人吃飯，不算是能救活餓人的人；不能開荒種地生產(chǎn)糧食而去勸君主施舍賞賜，不能算作造福民眾的人。當今學者高談闊論，其主張不是要致力于耕作而是要追求仁政，只知道稱引虛假的圣人來取悅民眾，這就等于是憑空勸人吃飯之類的說教了。憑空勸人吃飯的說教，明君是不接受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