；“念高�！�、“懼滿盈”兩條戒驕傲；“樂盤游”、“憂懈怠”兩條戒縱欲；“慮壅蔽”、“懼讒邪”兩條戒輕人言；“恩所加”、“罰所及”兩條戒賞罰不公。這“十思”正是針對貞觀中期以來太宗的“十忘”提出的，是當(dāng)時太宗應(yīng)解決的主要問題�！笆肌钡拿恳弧八肌倍际窍仁鎏谠凇熬影病爆F(xiàn)狀下遇到的實際問題；再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。魏徵在這里將思想和行動緊密地聯(lián)系起來，用意是很深刻的。原來從貞觀中期起，太宗崇尚空談，不務(wù)實際的毛病越來越嚴重。如貞觀十一年他巡游洛陽宮，泛舟積翠池，看到隋煬帝揮霍民脂民膏修造的亭臺樓閣，便大發(fā)議論說：“（煬帝）好行幸不息，民所不堪”，“遂使天下怨叛，身死國滅”，看起來他似乎應(yīng)該以隋為鑒了，但最后他卻洋洋得意地說：“今其宮苑盡為我有�！保ā敦懹^政要》卷十）并且他照樣地“行幸不息”起來。又如要選拔人才，唐太宗說了千百遍，可是沒有像樣的行動。魏徵上疏批評說：“國家思欲進忠良，退不肖，十有余載矣，徒聞其語，不見其人，何哉？蓋言之是也，行之非也�！保ā敦懹^政要》卷七）怎樣才能使言行一致呢？那就必須經(jīng)常反省，從各方面檢查自己，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，而不是空談一氣。這就是“十思”的精神實質(zhì)。
最后，作者說明了：總結(jié)“十思”，發(fā)揚“九德”，選拔人才，文武并用，則人君就不必“勞神苦思”，而國家卻可以“垂拱而治”�！按构岸巍辈煌诶献拥摹盁o為而治”，它要求唐太宗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儉”，是積極地求治，不是消極地以不治為治。
《十思疏》之所以成為封建時代的君臣寶鑒，它之所以長期受到人們的重視，主要不在“十思”的具體內(nèi)容，而在于它揭示了守成時期防微杜漸的必要性。《貞觀政要》卷八載：有一次太宗問侍臣：“守天下是難是容易？”魏徵回答說：“很難!”太宗說：“任用賢能的人，采納諫言就可以了，怎么說難呢？”魏徵說：“看一看自古以來的帝王處在憂患的時候，便能任賢納諫；一到處于安樂時，必定懈怠了，并且使進言議事的臣子感到畏懼。這樣一天天發(fā)展下去，最后國家便滅亡了。圣人之所以能居安思危，就是這個緣故。處于安樂而又要憂懼危亡，豈不困難？”這段話也就是《十思疏》的基本觀點。魏徵始終堅持用這個觀點說服太宗，就在寫《十思疏》后一年（貞觀十二年），有一次太宗又問侍臣：“創(chuàng)業(yè)與守成哪樣難？”房玄齡回答是“創(chuàng)業(yè)難”，魏徵卻說：“從古以來的帝王沒有一個不是在艱難時得到天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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