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士英《一生為故國招魂》高二傳記閱讀題及答案
錢穆（1895-1990），江蘇無錫人，一代國學大師。錢穆讀書治學始終充滿一種理想和激情，一種民族情懷。
錢穆的學生、著名學者余英時曾說：“他給人的第一個印象，是個子不高，但神定氣足，尤其是雙目炯炯，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。”當時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認為史學就是史料學，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，不是作藝術的建設，不是做疏通的事業(yè)。這種思想在歷史學界有很大影響，并得到政府支持。但是錢穆卻堅持自己的理想，做貫通的歷史。他在北京大學爭取到一人把一門通史課講完，其目的就是要說明歷史應該是能融會貫通的，而不僅僅是考證史料，更重要的是他要說明中國歷史是有其獨特的規(guī)律和模式的，教師的任務就是讓學生掌握它并對它保持信念。通過多次備課和講授，錢穆終于將上自太古，下至清末貫通起來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。錢穆的民族情懷也貫穿在平時的生活中，在他初入北平，進燕京大學講課時，就對校方用英文字母給教學樓命名表示不滿，在他的提議下，燕京大學把外國名字均改為中國名字，也有了以錢穆名字命名的——穆樓。據(jù)說，今天北京大學校園內(nèi)的未名湖，也是錢穆命名的。
1937年，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錢穆隨學校南遷。學校與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聯(lián)合組建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。生活一度非常艱苦，錢穆曾和吳宓、聞一多、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。在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，錢穆繼續(xù)講授中國通史課程，局面更勝以前。著名歷史學家、后來曾師從錢穆的嚴耕望講述當時盛況：“校外旁聽者爭坐滿室，先生上講壇，須登學生課桌，踏桌而過。”也是在這里，錢穆開始手不停揮地編寫《國史大綱》，因為正值抗戰(zhàn)期間，錢穆筆間感情更加充沛。《國史大綱》一經(jīng)出版發(fā)行，就成為全國大學的教科書，風行至今�？箲�(zhàn)勝利，北大復校，傅斯年主持校務，錢穆沒有得到聘書，遂閉門著書立說。1949年，錢穆經(jīng)由廣州去了香港，離開大陸，此后再也沒有機會回歸故土。
當時的香港成了一個大的流亡場，各色人物從大陸逃亡香港，其中也有無數(shù)流亡學生。這些流亡學生，就像在大海上四處飄泊，前途渺茫，失去了精神依托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錢穆放棄了較為閑適的教書生活，在極為艱苦的情況下創(chuàng)建新亞書院，為內(nèi)地流亡學生提供一個學習工作的場所。嚴耕望后來感嘆，錢穆此時正是學養(yǎng)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階段，正當更有高度發(fā)揮，卻因時局動蕩，被迫到香港辦學，十余年間耗盡心力，對于學術界是一項不可彌補的損失。但是，對于當時的學生，卻有了精神的依歸，更是為中華傳統(tǒng)的存亡續(xù)絕。錢穆回憶新亞書院初創(chuàng)辦時，“彼輩皆不能交學費，更有在學校天臺上露宿，及蜷臥三、四樓之樓梯上者。予于晚間八九點返校，樓梯上早已不通行，需多次腳踏鋪被而過”。在這時代巨變的無可奈何中，錢穆是要努力去培養(yǎng)傳遞文化的薪火。新亞書院是當時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學校，許多老師來此授課，純粹都是盡義務。學校還在每周末設公開學術講座，吸引校外人士來聽講。
新亞書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貧民區(qū)，條件十分艱苦。錢穆只有兩間小屋，一間居住，一間辦公。辦公室給余英時的印象是“一張長桌子已占滿了全部空間”。支撐著他的，是中國傳統(tǒng)精神。余英時回憶，在一個炎熱、潮濕的夏天，他發(fā)現(xiàn)錢穆正躺在地板上，病了。錢穆叫余英時去買二十四史給他讀，仿佛這足以驅(qū)逐其所有的痛苦。錢穆親自給新亞書院寫了校歌：“……亂離中，流浪里，餓我體膚勞我精。艱險我奮進，困乏我多情。千斤擔子兩肩挑，趁青春，結隊向前行。珍重珍重，這是我新亞精神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