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小扁《敦煌守護人》高二傳記閱讀題及答案
從公元4—14世紀，古人花了1000多年才開鑿出南北長1680米的石窟群；從1944—2014年，敦煌研究所花了70年才把中古時代的旺角再現(xiàn)于世人面前。
王道士打開敦煌大門之后的40多年，敦煌就像一個巨大的旋渦，吸引著一批又一批人的到來。上虞人羅振玉，是中國最早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；海寧人王國維，最早對敦煌俗文學作品進行研究；浙大教授姜亮夫，撰寫了第一部系統(tǒng)介紹敦煌文獻及藝術(shù)的著作；杭州人常書鴻放棄法國優(yōu)越生活，回國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長。這批有識之士呼吁保護并致力于敦煌學的研究，形成了一門新興學科——敦煌學。
常書鴻早年留學法國里昂與巴黎，出于法蘭西學院美術(shù)院院士、巴黎美術(shù)學院新古典主義畫家保羅·阿爾伯特·勞朗斯門下。1935年，他在法國學習油畫期間，無意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看到伯希和的“敦煌石窟圖錄”，為敦煌藝術(shù)的高度成就感到驚異。在常書鴻眼里，敦煌藝術(shù)，不僅反映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和隋唐盛世的佛教美術(shù)以及當時的社會生活，還記錄了中國歷代的裝飾圖案、色彩運用和工藝技術(shù)。
1936年，常書鴻從法國回到北平，在國立北平專科學校教書。“七七事變”發(fā)生后，他隨學校一路南遷，輾轉(zhuǎn)幾個地方后，和妻子陳芝秀、女兒常沙娜安家在重慶。上世紀40年代，國民政府成立國立敦煌研究所，在好友梁思成的舉薦下，常書鴻擔任了籌委會副主任，在當年冬天先去蘭州“招兵買馬”，于次年2月奔赴敦煌，一行6人經(jīng)歷了1個月零4天的行程。
初到敦煌時，石窟的慘象令常書鴻感到辛酸：許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燒火做飯的白俄軍隊熏成漆黑一片，一些珍貴壁畫被華爾納用膠布粘走，個別彩塑也被偷去；大多數(shù)洞窟的側(cè)壁被王道士隨意打穿，以便在窟間穿行；許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；幾乎全部棧道都已毀損，大多數(shù)洞窟無法登臨。
常書鴻與第一批成員只有十來人，常書鴻任所長，下設(shè)考古、總務(wù)兩個組。很快地，來了第二批成員，他們完成了清理洞窟積沙、修筑保護圍墻、測繪記錄石窟全景（內(nèi)景）、編排區(qū)位號碼等工作。
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陸續(xù)展開之后，常書鴻回到重慶，把妻女也接過來。常沙娜回憶道：“1943年的秋天，我們開著卡車離開重慶，向蘭州前進。母親抱著兩歲的弟弟嘉陵坐在副駕駛的位置，我就待在卡車后面，上方有個氈布的篷子。我沒有覺得苦，只是好玩，沿途看到了以前從未見過的景色。母親不習慣一路的顛簸和越走越寒涼的天氣，父親不斷安撫著母親的情緒。”
常沙娜還提到，母親篤信天主教，為了安撫她的情緒，常書鴻帶她到教堂做禱告，又花心思讓她改變之前在法國的生活方式，比如不再描眉化妝，把高跟鞋換成氈靴，原先款式時髦的旗袍也改換成樸素的棉袍。常沙娜還記得那時生活很艱苦，吃飯的筷子是河灘上折的紅柳枝制成的，配一碗厚面片、一碗顆粒很大的鹽，還有一碗醋，原因是“那里的水堿很大，倒在玻璃杯里都能留下一層白垢，每頓飯都要喝醋來中和”。
1945年，常書鴻的妻子離開了他和兩個孩子。所幸的是，1931年出生的常沙娜乖巧聽話，她中斷學業(yè)照料年幼的弟弟常嘉陵，同時協(xié)助父親臨摹壁畫。
如今80多歲的常沙娜清楚記得她在敦煌臨摹壁畫的情形：“太陽每天掛在天空有17個小時。那時的石窟都沒有安裝鋁合金的保護門，壁畫前也沒有玻璃屏障，借助烈日在石壁上的反光，不用電燈也能看清壁畫和塑像。白天我們會在洞窟里，盡量多地用筆在開本上勾勒出圖案的線條，旁邊標注出顏色，晚上在屋子里上色，在大多數(shù)的圖案旁都完整繪制了身著此圖案衣著的人像或神像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