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雨說》閱讀賞析
《雨說》不是作者在說雨,而是雨自己在說,向孩子說。雨成了一個人,有了靈性。
《雨說》是一篇雨的絮語,更是一曲春的贊歌。首先展現(xiàn)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幅干旱嚴冬的景象。
田圃在嚴寒和干旱中,冷凍了,種子被禁錮;
牧場在嚴寒和干旱中,枯黃了,牛羊無法放牧;
魚塘在嚴寒和干旱中,水越來越淺了,魚兒已不能自由游動;
小溪在嚴寒和干旱中,已聽不見潺潺的流水聲。
四月,按農(nóng)歷算,應(yīng)是陽春三月了,而冬寒不去,春溫不來,不見雨的蹤影,真是讓人久等了。≌媸恰叭呵楸M望春”!真是“大旱之望云霓”!
“久旱逢甘雨”,過去曾被稱為人生四大樂事之一。雨,終于來了,是甘霖普降!沒有電閃雷鳴,亦非風狂雨橫,只是如絲的細雨,微雨,腳步輕輕,細語溫聲,用貫通、彌漫于兩間的愛心,濕潤著大地,親吻著、撫慰著每一個孩子,在干渴和寒冷中生活過來的孩子。
雨,是春的使者,帶來春的信息,開啟了一個新春的季節(jié)。
少不更事的孩子們啊!不要驚詫,更不要害怕。不要撐起雨傘抗拒我,不要關(guān)上門窗放下簾子謝絕我,不要忙著披蓑衣、急著戴斗笠防備我。我是到大地上來親近你們的,我是四月的客人帶來春的洗禮。讓我親一親吧,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春天的新世界吧。
那是一個新的世界。那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。
田圃還是原來的田圃,但,泥土將潤如油膏了,種子會發(fā)芽;
牧場還是原來的牧場,但,草兒將復蘇了,牛羊又可在這里牧放;
魚塘還是原來的魚塘,但,水暖了,水深了,魚兒自由自在了;
小溪還是原來的小溪,但,重新歡唱了,還有村婦來洗衣裳。
春,是溫熱,是生命,是希望,是不可遏制的活力,是蓬勃向上的精神。
雨說,他來自遙遠的地方。但是他一下子就和孩子們拉近了距離,因為他也曾是一樣愛玩的孩子。不過他是幸運的,他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著長大的。中國大地上的兒童,也都應(yīng)該笑著長大。∷麄儜(yīng)該有笑著長大的權(quán)利。
然而他們的童年是在冰封江河、寒凝大地的嚴冬里度過的,那是一段沒有笑的日子。
現(xiàn)在一切都不同了。雨,接引著春天到來了。是可以笑,而且應(yīng)該笑了,應(yīng)該勇敢地笑了。
是不會嗎?是不愿嗎?是不敢嗎?雨要教你們笑。
你看,楊柳在雨中笑了,笑彎了腰;石獅子在雨中笑了,笑出了眼淚;小燕子也在雨中笑了,笑斜了翅膀。
你聽,旗子在細雨中竟然笑出了聲,嘩嘩啦啦地。這是春天的聲音。你們也要勇敢地笑啊,你們的笑是大地的希望。
雨說,他來了,就不再回去,而當你們自由地笑了,他就快樂地安息。雨安息了,但他的愛心長存。日后在收獲季節(jié)品嘗成熟的蘋果的甜美時,記住,那是雨的祝福的心意。
多好的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詩!
作者鄭愁予,的確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詩人。他的名作《錯誤》《水手刀》《如霧起時》等詩,曾傾倒臺灣眾多讀者。他的《錯誤》一詩,特別是其中的“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/我不是歸人,是個過客”兩句,在臺灣詩壇和文學青年中,家喻戶曉,耳熟能詳。
鄭愁予的早期詩作深受我國古典文學傳統(tǒng)詩詞影響,構(gòu)思巧妙,意象鮮明,語言與技巧雖常由舊詞曲轉(zhuǎn)化,卻兼有傳統(tǒng)詞曲的優(yōu)美和現(xiàn)代詩的新穎。20世紀50年代曾加入臺灣“現(xiàn)代派”,并被掌門人紀弦譽為“青年詩人中出類拔萃的一個!钡词乖谒膭(chuàng)作風格轉(zhuǎn)向西方現(xiàn)代詩的詩風時,他仍強調(diào)西方技巧和中國傳統(tǒng)精神的結(jié)合。到70年代,他和臺灣的一些知名的現(xiàn)代派詩人一樣,又在新的基礎(chǔ)和層次上回歸傳統(tǒng)。
《雨說》一詩中古典詩詞的融化和影響,明顯可見。在閱讀欣賞的過程中,我們會聯(lián)想起杜甫的“好雨知時節(jié),當春乃發(fā)生;隨風潛入夜,潤物細無聲”(《春夜喜雨》)、“細雨魚兒出,微風燕子斜”(《水檻遣興》),王維的“渭城朝雨浥輕塵,客舍青青柳色新”(《送元二使安西》),韓愈的“天街小雨潤如酥,草色遙看近卻無”(《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》),陸游的“小樓一夜聽春雨,深巷明朝賣杏花”(《臨安春雨初霽》),以及僧志南的“沾衣欲濕杏花雨,吹面不寒楊柳風”(《絕句》)等傳誦古今的名句。
傳統(tǒng)對鄭愁予的影響,遠不止此。他曾經(jīng)強調(diào),在詩里表現(xiàn)的“敦厚”“任俠”這兩種情操,是屬于傳統(tǒng)的。我以為,在他的詩里,“敦厚”就是誠懇,就是樸實,就是寬容,就是厚道,是對生命的悲憫,對人的關(guān)懷;“任俠”就是聲張正義,就是打抱不平,就是反對邪惡,同樣是對生命的悲憫,對人的關(guān)懷。這就是鄭愁予詩中的傳統(tǒng)情操。這在《雨說》一詩中特別醒目。他對冬、對春、對雨、對孩子的態(tài)度,處處可證。他執(zhí)著于“敦厚”和“任俠”,說明他終于是一位入世的詩人。
因此《雨說》一詩,就不僅僅是一首優(yōu)美的抒情詩,而且還有著值得探討和回味的深層含義在。
“詩言志”,是中國詩歌的古老傳統(tǒng)。山水詩在中國古典詩詞里占有很大數(shù)量,但常常是不僅寫景,同時抒情,而且多有別具懷抱、意在言外者。即如《錯誤》一詩,也非一般的春景、閨怨,而是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父親從戎,詩人隨母逃難時深刻感受的折射。春夏秋冬,風云雨雪,本是自然現(xiàn)象,詩人騷客卻常常借為比喻,發(fā)為象征,或感滄桑之巨變,或嘆人生之無常。傷春、悲秋之作多有,其實春有何傷,秋有何悲,進入人的感情世界,心情不同而已。例如“大旱之望云霓”,本是人們對自然的祈求,但在《孟子》中卻借喻為苦難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。那么,《雨說》里極寫冬之干旱,極寫盼雨之情,豈不就是“若大旱之望云霓”么?而極寫雨后的春回大地,勃勃生機,欣欣向榮,豈不就是對“及時雨”的贊頌么?人們記得,1978年冬,在中國大地上,是有過一次人們渴望已久的政治“及時雨”的。聯(lián)系此詩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,并特別注明是“為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兒童而歌”,我們是不是可以感到詩中眾多比喻可能具有的關(guān)懷祖國前景、情系祖國命運的象征意義呢?詩中的鄉(xiāng)國之思是隱然可見的,我以為。
1966到1976的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,給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、新興的國家?guī)砹松钪貫?zāi)難。曾是海外“保(衛(wèi))釣(魚島)”愛國運動積極參加者的鄭愁予,不可能對此無動于中。在詩人筆下沒有直接涉及“文革”的詩作,但他1966年寫了贊頌國父孫中山的《衣缽》一詩,強調(diào)了孫中山的民主思想、革命精神和統(tǒng)一中國的理念,并認為統(tǒng)一是和平的第一義。而詩人自許為“第三代的獻身者”,是“傳接您的衣缽的人”。他后來在自撰《年表》里指出,1966年“大陸開始文化大革命。與友人等在‘心戰(zhàn)總隊’閱讀資料,咸表憤慨,適值孫中山先生百年冥誕,乃以‘民主’為寓意,揮淚作長詩《衣缽》”。1972年在愛荷華他還作有《秋盛,駐足布朗街西坡》一詩,詩中重點描繪了“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楓樹”,其紅色如燃起“連天大火”。詩人擔心“紅磚夾隙間”的“幾株小草”,面臨“秋盛的大火”,“能過冬否?”詩人在1984年修改和訂正此詩時,寫有“追記”云:“住愛城五年,正值中國大陸上進行著文化大革命,紅光亦照到愛城來,不免有一些向往紅色生涯的附和者,寫這首詩以大楓樹作為警諫。”那么,如詩人所說,《衣缽》源自對“文革”的憤慨,《秋盛,駐足布朗街西坡》暗喻對“文革”的憂慮,則《雨說》是否就可說是對“文革”結(jié)束、新時期到來的贊頌?zāi)?這三首詩簡直可說是鄭愁予的“文革”三部曲,但愿我不是穿鑿附會。
鄭愁予曾說:“詩是寫給‘二己’,一是‘自己’,一是‘知己’。詩人,當完成一首詩,常會在置筆的頃刻有些滿足感,別人難以分享,這便是詩是寫給‘自己’的初衷。但是一經(jīng)對外發(fā)布,則必然引起反應(yīng)。如有幸引起讀者的共感,便就是詩也是寫給‘知己’的原因了!保ā对妱(chuàng)作觀》,載《中華新詩選》,臺灣文史出版社)《雨說》一詩寫于十年“文革”的嚴冬方才過去兩年的時候,那時的孩子恐怕難以讀到此詩。不過當時的孩子,現(xiàn)在正當“而立”之年,如能讀到此詩,肯定會有共感,并和詩人互相引為“知己”了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