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歸智《八十年代：走向輝煌》高三傳記閱讀題及答案
周汝昌的學術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走向了輝煌。這當然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宏觀背景分不開，不過，周汝昌多年以來孜孜不倦，鍥而不舍，早已有了豐厚的積累，則是根本和基礎。這正像地下的潛水早已滔滔汩汩，一旦壓抑的地殼被打破，自然就一涌而出，噴發(fā)傾瀉為壯麗的射泉瀑布了。又可以比作一株植物早已在土中養(yǎng)育生長，蓄勢待發(fā)，春天一到，就破土而萌，長葉開花，五彩紛呈，蔚為大觀了。
十年時光，可謂成果十分豐碩。從內(nèi)容上分類，大體上可以分為紅學研究、書法研究和詩詞文論研究三大領域。從“繼往開來”的角度而言，紅學研究是《（紅樓夢）新證》中包含的紅學幾個方面的內(nèi)容全面鋪開，逐漸趨于各分支獨立成學并向深細發(fā)展。書法研究是將多年書法實踐的心得作一理論小結，為進一步探索和總結奠基。詩詞文論研究則是《楊萬里選集》《范成大詩選》等的自然延續(xù)擴衍。80年代的這些收獲既是50．60．70年代已有成就的竿頭更進，也是90年代到21世紀初未來集大成式學術的先聲和基礎。
周汝昌紅學方面的奠基之作《（紅樓夢）新證》，以考證為主體內(nèi)容，其實可謂包羅萬象，與《紅樓夢》研究有關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有所涉及。經(jīng)過從1954年版到1976年版的充實提升，周汝昌紅學研究的“體系化”理論潛勢已經(jīng)基本形成，只是還沒有十分自覺地提出來而已。一個偶然的機緣，使這種學術自覺性瓜熟蒂落，周汝昌正式提出了紅學四大分支的理論框架，創(chuàng)建了“探佚學”這一學術概念。
在紅學上，研究曹雪芹的身世，是為了展現(xiàn)出真正的作者、時代、背景；研究《石頭記》的版本，是為了恢復作品的文字，或者說“文本”；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節(jié)，則是為了顯示原著整體精神面貌的基本輪廓和脈絡。而研究脂硯齋，對三方面都有極大的必要性。
從關鍵意義上講，只此四大支，夠得上真正的紅學。連一般性的考釋注解《紅樓夢》書中的語言、器用、風習、制度等等這支學問，都未必敢說能與以上四大支并駕齊驅(qū)。
“如果允許在序文中講到序者自身的話，那我不妨一提：我個人的紅學工作經(jīng)歷，已有四十年的光景，四大支工作都做，四者中最重要的還是探佚這一大支。”
“紅學，在世界上已經(jīng)公認是一門足以和甲骨學、敦煌學鼎立的顯學，它還將發(fā)揚光大。我敢說，紅學（不是一般小說學）最大的精華部分將是探佚學。對此，我深信不疑。”
周汝昌先生上面兩段話，雖然不長，也沒有拿捏什么“理論架子”，其實具有深遠的開拓性理論意義，針對導致紅學停滯、阻礙其繼續(xù)深入發(fā)展的現(xiàn)實困惑和思想混亂，抓住了突破口，為紅學的前進與超越指明了方向。周汝昌自己的認識，也是在研究和思考的過程中逐步明確的，其理論意識，也不是一下子就十分自覺的，這是他積四十年研究紅學的經(jīng)驗，在給拙著作序時碰到機緣，促成了“靈機一動”，而后獲得的清醒覺悟，即周汝昌經(jīng)常強調(diào)的做學問的“觸磕”之功。周汝昌深感自己的這一理論突破意義重大，由于拙著的出版要等待較長的時日，且序文畢竟不能展開論述，周汝昌乃又另撰《什么是紅學》-文。當時河北師范大學的韓進廉教授剛于1981年10月出版了《紅學史稿》，周汝昌為之作序，有此因緣，乃將此文發(fā)表于1982年第3期《河北師范大學學報》。后來，又在《紅學的藝術，藝術的紅學》《紅學辨義》等文章中再作申說。
（摘編自梁歸智《紅學泰斗周汝昌傳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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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紅學家梁歸智認為周先生是一個“解味道人”，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。梁歸智用“癡人”和“赤子”這兩個詞語形容周汝昌，他說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紅學研究中，為紅學發(fā)癡，為人單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