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文學運動的開始，斗爭的對象主要的是古文，其次是禮拜六派或鴛鴦蝴蝶派的小說，又其次是舊戲，還有文明戲。他們說古文是死了。舊戲陳腐，簡單，幼稚，嘈雜，不真切，武場更只是雜耍，不是戲。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余酒后消遣，不嚴肅，文明戲更是不顧一切的專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。白話總算打倒了古文，雖然還有些肅清的工作；話劇打倒了文明戲，可是舊戲還直挺挺的站著，新歌劇還在難產(chǎn)之中。鴛鴦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，但是又有所謂新鴛鴦蝴蝶派。這嚴肅與消遣的問題夠復雜的，這里想特別提出來討論。
照傳統(tǒng)的看法，文章本是技藝，本是小道，宋儒甚至于說作文害道。新文學運動接受了西洋的影響，除了解放文體以白話代古文之外，所爭取的就是這文學的意念，也就是文學的地位。他們要打倒那道，讓文學獨立起來。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攻擊。這載道說雖然比害道說溫和些，可是文還是道的附庸。照這一說，那些不載道的文就是玩物喪志。玩物喪志是消遣，載道是嚴肅。消遣的文是技藝，沒有地位；載道的文有地位了，但是那地位是道的，不是文的--若單就文而論，它還只是技藝，只是小道。新文學運動所爭的是，文學就是文學，不干道的事，它是藝術(shù)，不是技藝，它有獨立存在的理由。
在中國文學的傳統(tǒng)里，小說和詞曲（包括戲曲）更是小道中的小道，就因為是消遣的，不嚴肅。不嚴肅也就是不正經(jīng)；小說通常稱為閑書，不是正經(jīng)書。詞為詩馀，曲又是詞馀；稱為馀當然也不是正經(jīng)的了。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余酒后消遣，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。中國小說一向以志怪、傳奇為主。怪和奇都不是正經(jīng)的東西。明朝人編的小說總集有所謂三言二拍。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《拍案驚奇》，重在奇得顯然。三言是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，雖然重在勸俗，但是還是先得使人們驚奇，才能收到勸俗的效果，所以后來有人從三言二拍里選出若干篇另編一集，就題為《今古奇觀》，還是歸到奇上。這個奇正是供人們茶余酒后消遣的。
明清的小說淵源于宋朝的說話，說話出于民間。詞曲（包括戲曲）原也出于民間。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，忙里偷閑的表現(xiàn)，所以常常扮演丑角，嘲笑自己或夸張自己，因此多帶著滑稽和誕妄的氣氛，這就不正經(jīng)了。在中國文學傳統(tǒng)自己的范圍里，只有詩文（包括賦）算是正經(jīng)的，嚴肅的，雖然放在道統(tǒng)里還只算是小道。詞經(jīng)過了高度的文人化，特別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，總算帶上一些正經(jīng)面孔了，小說和曲（包括戲曲）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，卻還是丑角打扮，站在不要緊的地位。固然，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，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，更特別加以強調(diào)。這也是在想載道，然而奇勝于正，到底不成。明朝公安派又將《水滸》比《史記》，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；可是文章在道統(tǒng)里本不算什么，奇變怎么能扯得上正經(jīng)呢？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了。到了清朝末年，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群治之關(guān)系，并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(chuàng)作。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。
新文學運動以斗爭的姿態(tài)出現(xiàn)，它必然是嚴肅的。他們要給白話文爭取正宗的地位，要給文學爭取獨立的地位。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《狂人日記》里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救孩子，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。他的《隨感錄》又強烈的諷刺著老中國的種種病根子。一方面人道主義也在文學里普遍的表現(xiàn)著。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；配合了五四運動，它更跳上了領(lǐng)導的地位，雖然不是唯一的領(lǐng)導的地位。于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，也有了新的意念。在這情形下，詞曲升格為詩，小說和戲曲也升格為文學。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影響，然而這也未嘗不是載道；不過載的是新的道，并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為一體，不分主從。所以從傳統(tǒng)方面看來，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。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，一方面自己也在載另一種道，這正是相反相成，所謂矛盾的發(fā)展。
創(chuàng)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，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，也是自然的趨勢。他們強調(diào)動的精神，強調(diào)靈肉沖突，是依然在嚴肅的正視著人生的。然而禮教漸漸垮了，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里越來越大了，于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，講究個人的好惡，講究身邊瑣事，文壇上就出現(xiàn)了言志派，其實是玩世派。更進一步講究幽默，為幽默而幽默，無意義的幽默。幽默代替了嚴肅，文壇上一片空虛。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頭，憑著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。然而這空虛只是暫時的，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。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，時代又沉重起來了。
接著是國民革命，接著是左右折磨；時代需要斗爭，閑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。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，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。這是時代的聲音�？墒沁@嚴肅是更其嚴肅了；單是態(tài)度的嚴肅，藝術(shù)的嚴肅不成，得配合工作，現(xiàn)實的工作。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，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。他們自己并不覺得在消遣自己，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。更不同的是時代，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。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，劈頭來了抗戰(zhàn)；一切是抗戰(zhàn)，抗戰(zhàn)自然是極度嚴肅的�？墒前四甑目箲�(zhàn)太沉重了，這中間不免要松一口氣，這一松，尺度就放寬了些；文學帶著消消遣，似乎也是應(yīng)該的。
勝利突然而來，時代卻越見沉重了。人民性的強調(diào)，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。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。到了現(xiàn)在，要文學來載這種道，倒也是勢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，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，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云涌，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，但是正經(jīng)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(jīng)，只顧人民性，不管藝術(shù)性，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，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里去。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。
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-２５日作。
（原載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《中國作家》第１卷第１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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