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濂（1310—1381）字景濂，號潛溪，別號玄真子、玄真道士、玄真遁叟，浦江（今屬浙江）人，原籍金華孝善里之潛溪(潛溪原為義烏地)，與義烏王煒主修《元史》，同為總裁官。官至學士承旨知制誥。明初一代文宗，有《宋學士文集》傳世。

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，宋濂與劉基、高啟并列為明初詩文三大家。

在明一代，宋濂開私家藏書風氣。

宋濂生平：

家境貧寒，但自幼好學，12歲時，其父聘請義烏上溪包廷藻到家給他教授經(jīng)史。

曾受業(yè)于浙東大儒吳萊、柳貫。30歲時拜翰林學士、縣人黃溍為師，深得器重，且與同學王煒交誼甚深。元末隱居于鄉(xiāng)里，一度信奉道教。

元朝末年，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，他以奉養(yǎng)父母為由，辭不應召，修道著書。

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為朱元璋所征召，明建立后，就任江南儒學提舉，為太子講經(jīng)。

明開國后洪武二年（1369）奉命主修《元史》，為《元史》總裁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、知制誥。

明初朝廷“一代禮樂制作，濂所裁定者居多”，被稱為“開國文臣之首”（《明史》本傳）。后因其孫宋慎受胡惟庸一案牽連，全家謫徙茂州，途中病死于夔州。

洪武十年（1377），以年老辭官還鄉(xiāng)。在義烏西覆釜山蕭皇巖創(chuàng)建釜山書院，為鄉(xiāng)邑培養(yǎng)人材不辭辛勞。

后因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，全家流放茂州（現(xiàn)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），途中病死于夔州（現(xiàn)在重慶奉節(jié)縣）。

宋濂文學思想

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。

在《文原》一文中，他強調(diào)了文“非專指辭翰之文”，而是道的“象”即顯現(xiàn)，文與道相始終，道在哪里，文亦在哪里。在其他文章中，宋濂也反復提出“文非道不立，非道不充，非道不行（《白云稿序》）；“文外無道，道外無文”（《徐教授文集序》）。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，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(tài)度。

“文道合一”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，這一點可以由《元史》的體例得到證明。自范曄《后漢書》分立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兩傳，以區(qū)分經(jīng)學之士與文學之士，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。

《元史》卻取消了這種區(qū)分，單立《儒林傳》，認為“經(jīng)藝文章，不可分而為二”，“文不本于六藝，又烏足謂之文哉！”《元史》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，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。在朝廷正式支持下，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(fā)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。

宋濂的文集中，大量充斥著美化、歌頌明初統(tǒng)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(jié)婦女的作品，這大概就是他的“道統(tǒng)”文學的集中表現(xiàn)。但歷史已經(jīng)獲得的進展，即使用強力去扭轉(zhuǎn)，也還是有困難。所以，就是在宋濂身上，也還是存在兩面性。

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，明初楊氏去世后，他為之作墓志銘，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，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“曠達”和“玩世”的生活情態(tài)，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(diào)。

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，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，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，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。如《王冕傳》，寫出一個元末“狂士”的精神面貌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(jié)，頗有情趣。

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，少作鋪排渲染。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，也能寫得相當秀美。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，可以看出變化，不是那么僵板。

總的說來，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規(guī)范的特征，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(yǎng)和純熟的技巧，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范。

對于宋濂來說，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么“大儒”，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“文人”（見《明史·桂彥良傳》）。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，已不能夠允許有“大儒”——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，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。宋濂最后其實是死于無辜，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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