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柳先生傳》課文賞析

古代人物傳記通例 ，開篇先敘傳主之姓名籍貫。陶淵明《五柳先生傳》亦循此例，卻有意同讀者開了一個大玩笑：“先生不知何許人也，亦不詳其姓字，宅邊有五柳樹，因以為號焉�！眰髦魃�于何時，長于何地，何姓何名，概莫能知，這位“五柳先生”簡直是天外來客。唯一與傳主身份產(chǎn)生聯(lián)系的，只是“宅旁有五柳樹”而已！

沈約《宋書·隱逸傳》引《五柳先生傳》且評之曰，陶淵明“嘗著《五柳先生傳》以自況”，“其自序如此，時人謂之實錄”。陶宅之旁廣種柳樹，可視為“實錄”，此有陶詩為證。《歸園田居》：“榆柳蔭后檐，桃李羅堂前�！薄稊M古》：“榮榮窗下蘭，密密堂前柳�！比蛔鳛橐黄�“自況”之文，“五柳”這一自然景觀僅僅是陶淵明“因以為號”的觸發(fā)點(diǎn)，卻完全不能解釋陶淵明自號“五柳先生”的根本原因。錢鐘書先生于《管錐篇》中指出：“豈作自傳而并不曉己之姓名籍貫哉？正激于世之賣聲名、夸門第者而破除之爾！”陶淵明自號“五柳先生”，正是針對世俗有感而發(fā)，意欲“破除”此種賣聲名、夸門第之社會風(fēng)氣。

魏晉時代，門閥制度盛行。曹魏制訂的“九品官人法”賦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權(quán)。朝廷于州郡設(shè)立中正，評定士人之品。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，同宗士人理所當(dāng)然獲得高品位。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接與官職起點(diǎn)之高低掛鉤。于是，世家大族累世公卿，高爵顯位代代相因，形成一種“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賤族”的局面。這種制度，延續(xù)到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時代達(dá)到鼎盛，以致“高門華族，有世及之榮，庶姓族人，無寸進(jìn)之路”（趙翼《二十二史札記》）。終東晉之世，朝廷權(quán)力一直掌握在王、庾、桓、謝四大家族手中，成為門閥制度高峰期的顯著標(biāo)志。

上層如此，士流趨鶩。族姓閥閱既成為進(jìn)入仕途的根本條件，世家士子，視門第作鐵飯碗，郡望作護(hù)身符，族譜作通行證，至于德、才二字，則完全退居次要地位。于是整個社會彌散著一種重門閥輕才德的社會風(fēng)氣。士人“競以姓望所出，邑里相矜”（劉知己《史通·邑里》），以炫耀祖宗榮光、托庇死人余輝為榮，成了一種社會流行病。

對這一世人司空見慣的現(xiàn)象，陶淵明冷眼觀之十分不滿。“世與我而相違”（《歸去來兮辭》）這種不趨流俗的個性，注定了陶淵明與門閥之風(fēng)的不調(diào)和。自傳文《五柳先生傳》中，郡望、門第、宗譜一概闕如，看似不合常規(guī)，其實是對時風(fēng)世俗的反撥。自號“五柳先生”，是對門閥制度的一種揶揄，對世族名士的一種調(diào)侃。陶淵明以“不知何許人”嘲弄了郡望之尊崇，以“不詳其姓字”嘲弄了門第之高貴，以“宅邊五柳樹”嘲弄了地位之顯赫，以“不慕榮利”嘲弄了官爵之矜夸……可以說，陶淵明借以“自況”的“五柳先生”形象，完全是針對東晉門閥制度的崇尚自塑的，是陶淵明遺世獨(dú)立清高絕俗的個性的一種外在表現(xiàn)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“五柳先生”之名一出，知名晉宋并享譽(yù)后世，王、庚、桓、謝四大豪門雖然煊赫一時，而今安在哉！

當(dāng)然，陶淵明不是“天外來客”，雖非名門望族，其家族淵源本也可作自我夸飾。其曾祖陶侃為晉大司馬，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，父親陶敏擔(dān)任過中低級官吏而后歸隱。陶淵明在《命子》《贈長沙公》《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》等詩文中列舉過這些事實。陶淵明的自述宗譜和士流的自我矜夸是不可相提并論的。陶淵明以辭官歸隱的實際行動表現(xiàn)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格價值，而“五柳先生”這一稱謂，正明確地表明了詩人與世俗觀念的徹底決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