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儒林外史》中人物形象分析
一、腐儒的典型——周進、范進
讀過《儒林外史》的人，總也忘不了書中的周進、范進這兩個人物，他們是作者在第二、三回中分別著力塑造的兩個年紀老大而沒有考中科舉的可憐蟲，這是兩個腐儒的典型。二人在中舉之前都是很窮困的，受盡別人的白眼和嘲諷。
周進六十多歲還是個童生，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書糊口，以后隨姐夫經(jīng)商記帳，在貢院參觀時，“周進看著號板，又是一頭撞將去。這回不死了，放聲大哭起來：‘眾人勸著不住。金有余道：你看，這不是瘋了嗎？好好到貢院來耍，你家又不是死了人，為甚么這號啕痛苦是的？’周進也聽不見，只管扶著號板哭個不住。一號哭過，又哭到二號、三號，滿地打滾，哭了又哭，哭的眾人心里都凄慘起來。金有余見不是事，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脖子。他哪里肯起來，哭了一陣又是一陣，直哭到口里吐出鮮血來。”后來商人們答應為他捐一個監(jiān)生進場，他就破涕為笑，趴到地上磕頭，表示要變驢變馬來報答他們。
范進也是一個連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，他是一個從二十歲考到五十四歲才中舉，而心理慘遭巨大摧殘的典型人物。他在生活中受盡凌辱，他要去考試，岳父胡屠戶罵他是“癩蛤蟆想吃天鵝肉。”聽到中舉的消息后，他起初不敢相信，既而拍著手大笑道：“噫！好！我中了！”歡喜得發(fā)了瘋。直到挨了胡屠戶的耳光之后才清醒過來。多年的愿望實現(xiàn)了，從此可以升官發(fā)財，他怎能不欣喜若狂，以致神經(jīng)錯亂呢。
從這兩個人物身上，我們可以看出科舉制度對文人的毒害之深。它深深的腐蝕著文士的心靈，使一些文人因迷戀舉業(yè)而完全被動地失去了自我。作者以其悲憤和辛酸的筆觸，寫出了他們在人格意識方面的扭曲與墮落。
二、貪官污吏的典型——湯奉、王惠
如果可憐的讀書人一旦考中了進士，便可以名正言順的踏入仕途。而那些原本可憐的讀書人一旦做了官，很快便會成為貪官污吏。其中湯奉和王惠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。
書中這樣描繪湯知縣：“次日早堂，頭一起帶進來的是一個偷雞的積賊，知縣怒道：‘你這奴才，在我手里犯過幾次，總不改業(yè)，打也不怕，今日如何是好？’因取過朱筆來，在他臉上寫了‘偷雞賊’三個字：取一面枷枷了，把他偷的雞，頭向后，尾向前，捆在他頭上，枷了出去。才出得縣門，那雞屁股里喇的一聲，屙出一泡稀屎來，從額顱上淌到鼻子上，胡子粘成一片，滴到枷上。兩邊看的人多笑。第二起叫將老師父上來，大罵一頓‘大膽狗奴’，重責三十板，取一面大枷，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，臉和頸子箍得緊緊的，只剩的兩個眼睛，在縣前示眾。天氣又熱，枷到第二日，牛肉生蛆，第三日，嗚呼死了。”
南昌太守王惠，也是一個貪官的典型。他念念不忘“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”的通例，他一到任，衙門里就滿是“戥子聲，算盤聲，銀子聲，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，合城的人，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，睡夢里也是怕的。”
這些官吏就憑借科舉得意，升官發(fā)財，作威作福；而貪狠、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征。這就進一步暴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，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整個封建官吏政治的腐敗不堪。
三、八股迷的典型——馬二先生、魯編修
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，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。于是無數(shù)的封建文人，孜孜不倦地鉆研八股文，其中最虔誠的八股制藝信徒當屬馬靜和魯編修了。
《儒林外史》中塑造的馬二先生，是一個為舉業(yè)而耗盡終生的受害者，但他始終把舉業(yè)視為“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業(yè)”，他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，他說：“‘舉業(yè)’二字，是從古及今，人人必要做的。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時候，那時用‘揚言行舉’做官，故孔子只講得個‘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’，這便是孔子的舉業(yè)。……就是夫子在而今，也要念文章，做舉業(yè)。斷不講那‘言寡尤，行寡悔’的話，何也？就日日講究‘言寡尤，行寡悔’，那個給你官做？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。”馬二先生是一個出入考場二十四載，依然以“生員”終身的白丁，但他仍執(zhí)著的做舉業(yè)的熱衷鼓吹者，他“勸導”匡超人說：“古語說得好：‘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千鐘粟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’而今什么是書？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。”
這不僅寫出了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覺，而且也點出了他們不自覺的原因，正在于舉業(yè)是他們能做官的唯一途徑，這就觸及了封建社會的根本弊端：以腐朽的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不合理性。
另一個八股迷魯編修認為：“八股文章若做的好，隨你做什么東西，要詩就詩，要賦就賦，都是一鞭一條痕，一摑一掌血；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，任你做出甚么來都是野狐禪，邪魔歪道。” 魯編修已達到了科舉考試的最高等級，實現(xiàn)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。但作者寫他卻是從他在京城清苦得實在混不下去的返鄉(xiāng)途中開始的。他出場后的開場白是：“做窮翰林的人，只望著幾回差使�，F(xiàn)今肥美的差，都被別人鉆謀去了。白白坐在京城，賠錢度日。況且弟年將五十，又無子息，只有一個小女，還不曾許字人家，思量不如告假返舍，料理些家務，再作道理。”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筆來寫這位“成功者”，其畫外音顯然是說，以整個的個人尊嚴和物質生活享受為代價換來的翰林編修之職，除了徒有虛名外，沒有任何實際意義。
四、正面典型，不慕功名利祿的知識分子——王冕、杜少卿
《儒林外史》中不僅有對儒林丑類的揭露和諷刺，而且有對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頌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祿的知識分子，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“敷陳大義”，“隱括全文”，并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。王冕出身田家，天文地理經(jīng)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；而又安于貧賤，以賣畫為生，不與權貴相與，作者通過他的嘴，抨擊了科舉制度，“這個法卻定得不好，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。”在作者看來，文士們只有像王冕那樣講求“文行出處”，才能免于“功名富貴”的牢籠，堪稱“品地最上一層。”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