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陶談到他作小說的態(tài)度,常喜歡說:我只是如實地寫。這是作者的自白,我們應(yīng)該相信。但他初期的創(chuàng)作,在“如實地”取材與描寫之外,確還有些別的,我們稱為理想,這種理想有相當?shù)囊恢,不能逃過細心的讀者的眼目。后來經(jīng)歷漸漸多了,思想漸漸結(jié)實了,手法也漸漸老練了,這才有真?zhèn)“如實地寫”的作品。仿佛有人說過,法國的寫實主義到俄國就變了味,這就是加進了理想的色彩。假使這句話不錯,圣陶初期的作風可以說是近于俄國的,而后期可以說是近于法國的。
圣陶的身世和對于文藝的見解,顧頡剛先生在《隔膜》序里說得極詳。我所見他的生活,也已具于另一文。這里只須指出他是生長在一個古風的城市--蘇州--中的人,后來又在一個鄉(xiāng)鎮(zhèn)--甪直--里住了四五年,一徑是做著小學(xué)教師;最后才到中國工商業(yè)中心的上海市,做商務(wù)印書館的編輯,直至現(xiàn)在。這二十年來時代的大變動,自然也給他不少的影響;辛亥革命,他在蘇州;五四運動,他在甪直;五卅運動與國民革命,卻是他在上海親見親聞的。這幾行簡短的歷史,暗示著他思想變遷的軌跡,他小說里所表現(xiàn)的思想變遷的軌跡。
因為是“如實地寫”,所以是客觀的。他的小說取材于自己及家庭的極少,又不大用第一身,筆鋒也不常帶情感。但他有他的理想,在人物的對話及作者關(guān)于人物或事件的解釋里,往往出現(xiàn),特別在初期的作品中。《不快之感》或《啼聲》是兩個極端的例子。這是理智的表現(xiàn)。圣陶的靜默,是我們朋友里所僅有;他的“愛智”,不是偶然的。
愛與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說的兩塊基石。這正是新文化運動開始時的思潮;但他能用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,便較一般人為深入。他從母愛性愛一直寫到兒童送一個小蜆回家,真算得博大周詳。母愛的力量在犧牲自己;顧頡剛先生最愛讀的《潛隱的愛》(見顧先生《火災(zāi)》序),是一篇極好的代表。一個孤獨的蠢笨的鄉(xiāng)下婦人用她全部的心與力,偷偷摸摸去愛一個鄰家的孩子。這是透過一層的表現(xiàn)。性愛的理想似乎是夫婦一體,《隔膜》與《未厭集》中兩篇《小病》,可以算相當?shù)膶嵗5@個理想是不容易達到的;有時不免來點兒“說謊的藝術(shù)”(看《火災(zāi)》中《云翳》篇),有時母愛分了性愛的力量,不免覺得“兩樣”;夫婦不能一體時,有時更免不了離婚。離婚是近年常有的現(xiàn)象。但圣陶在《雙影》里所寫的是女的和男的離了婚,另嫁了一個氣味相投的人;后來卻又舍不得那男的。這是一個怪思想,是對夫婦一體論的嘲笑。圣陶在這問題上,也許終于是個“懷疑派”罷?至于廣泛地愛人愛動物,圣陶以為只有孩子們行;成人是只有隔膜與冷酷罷了!陡裟ぁ罚队斡尽罚ā毒下》中),《晨》便寫的這一類情形。他又寫了些沒有愛的人的苦悶,如《歸宿》里的青年,《春光不是她的了》里被離棄的婦人,《孤獨》里的“老先生”都是的。而《被忘卻的》(《火災(zāi)》中)里田女士與童女士的同性愛,也正是這種苦悶的另一樣寫法。
自由的一面是解放,還有一面是尊重個性。圣陶特別著眼在婦女與兒童身上。他寫出被壓迫的婦女,如農(nóng)婦,童養(yǎng)媳,歌女,妓女等的悲哀;《隔膜》第一篇《一生》便是寫一個農(nóng)婦的。對于中等家庭的主婦的服從與苦辛,他也有哀矜之意。《春游》(《隔膜》中)里已透露出一些反抗的消息;《兩封回信》里說得更是明白:女子不是“籠子里的畫眉,花盆里的蕙蘭”,也不是“超人”;她“只是和一切人類平等的一個人”。他后來在《未厭集》里還有兩篇小說(《遺腹子》,《小妹妹》),寫重男輕女的傳統(tǒng)對于女子壓迫的力量。圣陶做過多年小學(xué)教師,他最懂得兒童,也最關(guān)心兒童。他以為兒童不是供我們游戲和消遣的,也不是給我們防老的,他們應(yīng)有他們自己的地位。他們有他們的權(quán)利與生活,我們不應(yīng)嫌惡他們,也不應(yīng)將他們當作我們的具體而微看。《啼聲》(《火災(zāi)》中)是用了一個女嬰口吻的激烈的抗議;在圣陶的作品中,這是一篇僅見的激昂的文字。但寫得好的是《低能兒》,《一課》,《義兒》,《風潮》等篇;前兩篇寫兒童的愛好自然,后兩篇寫教師以成人看待兒童,以致有種種的不幸。其中《低能兒》是早經(jīng)著名的。此外,他還寫了些被榨取著的農(nóng)人,那些都是被田租的重負壓得不能喘氣的。他憧憬著“藝術(shù)的生活”,藝術(shù)的生活是自由的,發(fā)展個性的;而現(xiàn)在我們的生活,卻都被撳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里。圣陶極厭惡這些模型或方式;在這些方式之下,他“只覺一個虛幻的自己包圍在廣大的虛幻里”(見《隔膜》中《不快之感》)。
圣陶小說的另一面是理想與現(xiàn)實的沖突。假如上文所舉各例大體上可說是理想的正面或負面的單純表現(xiàn),這種便是復(fù)雜的糾紛的表現(xiàn)。如《祖母的心》(《火災(zāi)》中)寫親子之愛與禮教的沖突,結(jié)果那一對新人物妥協(xié)了;這是現(xiàn)代一個極普遍極葛藤的現(xiàn)象。《平常的故事》里,理想被現(xiàn)實所蠶食,幾至一些無余;這正是理想主義者煩悶的表白!肚巴尽放c此篇調(diào)子相類,但寫的是另一面!冻侵小穼懜瘮∩鐣䦟τ谝粋理想主義者的疑忌與陰謀;而他是還在準備抗爭。《校長》與《搭班子》里兩個校長正在高高興興地計劃他們的新事業(yè),卻來了舊勢力的侵蝕;一個妥協(xié)了,一個卻似乎準備抗爭一下。但《城中》與《搭班子》只說到“準備”而止,以后怎樣呢?是成功?失敗?還是終于妥協(xié)呢?據(jù)作品里的空氣推測,成功是不會的;《城中》的主人公大概要失敗,《搭班子》里的大概會妥協(xié)吧?圣陶在這里只指出這種沖突的存在與自然的進展,并沒有暗示解決的方法或者出路。到寫《橋上》與《抗爭》,他似乎才進一步地追求了!稑蛏稀愤不免是個人的“浪漫”的行動,作者沒有告訴我們?nèi)康墓适拢弧犊範帯穮s有“集團”的意義,但結(jié)果是失敗了,那領(lǐng)導(dǎo)者做了祭壇前的犧牲。圣陶所顯示給我們的,至此而止。還有《在民間》是沖突的別一式。
圣陶后期作品(大概可以說從《線下》后半部起)的一個重要的特色,便是寫實主義手法的完成。別人論這些作品,總側(cè)重在題材方面;他們稱贊他的“對于城市小資產(chǎn)階級的描寫”。這是并不錯的。圣陶的生活與時代都在變動著,他的眼從村鎮(zhèn)轉(zhuǎn)到城市,從兒童與女人轉(zhuǎn)到戰(zhàn)爭與革命的側(cè)面的一些事件了。他寫城市中失業(yè)的知識工人(《城中》里的《病夫》)和教師的苦悶;他寫戰(zhàn)爭時“城市的小資產(chǎn)階級”與一部分村鎮(zhèn)人物的利己主義,提心吊膽,瑣屑等(如茅盾先生最愛的《潘先生在難中》,及《外國旗》)。他又寫戰(zhàn)爭時兵士的生活(《金耳環(huán)》);又寫“白色的恐怖。”(如《夜》,《冥世別》--《大江月刊》三期)和“目前政治的黑暗”(如《某城紀事》)。他還有一篇寫“工人階級的生活”的《夏夜》(《未厭集》)(看錢杏?先生《葉紹鈞的創(chuàng)作的考察》,見《現(xiàn)代中國文學(xué)作家》第二卷)。他這樣“描寫了廣闊的世間”;茅盾先生說他作《倪煥之》時才“第一次描寫了廣闊的世間”,似乎是不對的(看《讀〈倪煥之〉》,附錄在《倪煥之》后面)。他誠然“長于表現(xiàn)城市小資產(chǎn)階級”(錢語),但他并不是只長于這一種表現(xiàn),更不是專表現(xiàn)這一種人物,或側(cè)重于表現(xiàn)這一種人物,即使在他后期的作品里。這時期圣陶的一貫的態(tài)度,似乎只是“如實地寫”一點;他的取材只是選擇他所熟悉的,與一般寫實主義者一樣,并沒有顯明的“有意的”目的。他的長篇作品《倪煥之》,茅盾先生論為“有意為之的小說”,我也有同感;但他在《作者自記》里還說:“每一個人物,我都用嚴正的態(tài)度如實地寫”,這可見他所信守的是什么了。這時期中的作品,大抵都有著充分的客觀的冷靜(初期作品如《飯》也如此,但不多),文字也越發(fā)精煉,寫實主義的手法至此才成熟了;《晨》這一篇最可代表,是我所最愛的。--只有《冥世別》是個例外;但正如魯迅先生寫不好《不周山》一樣,圣陶是不適于那種表現(xiàn)法的。日本藏原惟人《到新寫實主義之路》(林伯?譯)里說寫實主義有三種。圣陶的應(yīng)屬于第二種,所謂“小布爾喬亞寫實主義”;在這一點上說他是小資產(chǎn)階級的作家,我可以承認。
我們的短篇小說,“即興”而成的最多,注意結(jié)構(gòu)的實在沒有幾個人;魯迅先生與圣陶便是其中最重要的。他們的作品都很多,但大部分都有謹嚴而不單調(diào)的布局。圣陶的后期作品更勝于初期的。初期里有些別體,《隔膜》自頗緊湊,但《不快之感》及《啼聲》,就沒有多少精彩;又《曉行》,《旅路的伴侶》兩篇(《火災(zāi)》中),雖穿插頗費苦心,究竟嫌破碎些(《悲哀的重載》卻較好)。這些時候,圣陶愛用抽象觀念的比喻,如“失望之淵”,“煩悶之淵”等,在現(xiàn)在看來,似乎有些陳舊或浮淺了。他又愛用駢句,有時使文字失去自然的風味。而各篇中作者出面解釋的地方,往往太正經(jīng),又太多。如《苦菜》(《隔膜》中)固是第一身的敘述,但后面那一個公式與其說明,也太煞風景了。圣陶寫對話似不頂擅長。各篇中對話往往嫌平板,有時說教氣太重;這便在后期作品中也不免。圣陶寫作最快,但決非不經(jīng)心;他在《倪煥之》的《自記》里說:“斟酌字句的癖習越來越深”,我們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態(tài)度。他最擅長的是結(jié)尾,他的作品的結(jié)尾,幾乎沒有一篇不波俏的。他自己曾戲以此自詡;錢杏?先生也說他的小說,“往往在收束的地方,使人有悠然不盡之感。”
1930年7月,北平清華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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