縱囚論

信義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。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惡極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寧以義死，不茍幸生，而視死如歸，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。方唐太宗之六年，錄大辟囚三百馀人，縱使還家，約其自歸以就死，是以君子之難能，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，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。此豈近于人情？

或曰：罪大惡極，誠小人矣，及施恩德以臨之，可使變而為君子。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。曰：“太宗之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。然安知夫縱之去也，不意其必來以冀免，所以縱之乎？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，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，所以復(fù)來乎？夫意其必來而縱之，是上賊下之情也；意其必免而復(fù)來，是下賊上之心也。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，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！

不然，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于茲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，而一日之恩，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，此又不通之論也�！�

“然則何為而可？”曰：“縱而來歸，殺之無赦，而又縱之，而又來，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。然此必?zé)o之事也。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，可偶一為之耳，若屢為之，則殺人者皆不死，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？不可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？是以堯、舜、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，不立異以為高，不逆情以干譽(yù)�！�

翻譯

對君子講信義，對小人施刑罰.刑罰定成死罪，是罪惡到了頂點(diǎn)，這又是小人中最厲害的了.寧可為了信義而死，不愿茍且偷生，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，這又是君子中特別難以辦到的. 當(dāng)唐太宗貞觀六年的時(shí)候，選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，釋放了讓他們回家，并約定時(shí)間叫他們自動回來接受死刑;這是用君子難以做到的事，希望最壞的小人一定做到.那些囚犯到了期限，終于自己回來，竟沒有一個(gè)失約的:這是君子難于做到的事，小人卻輕而易舉的做到了.這難道是近于人情的么。

有人說:"罪大惡極，的確是小人了;但是等到對他施加恩德，就可以使他變成君子.因?yàn)槎鞯逻M(jìn)入人心很深，能很快改變?nèi)藗兊臍赓|(zhì)，所以出現(xiàn)了象這樣的情況."我說:"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，正是為了求得這種聲譽(yù)啊.這樣看來，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，不是預(yù)料他們一定再回來以希望赦免，所以才釋放他們呢 又哪里知道被釋放回來的囚犯，不是預(yù)料自動回來一定能夠赦免，所以才再回來的呢 料想囚犯一定回來才釋放他們，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;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們才再回來，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.我只見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來造成這種聲譽(yù)，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義呢 如果不是這樣，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，到這時(shí)已經(jīng)六年了，還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惡極的事;然而一天的恩德，卻能使他們視死如歸，保存信義，這又是講不通的理論啊."

既然這樣，那么怎樣做才好呢？我說:"釋放了回來的，把他們殺掉而不赦免;然后再釋放一批，他們又回來了，這樣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.然而這是一定不會有的事啊.至于釋放了能夠自動回來再加以赦免，只能夠偶然試一試罷了;如果屢次這樣做，那么殺人犯就都不會死了，這能夠作為天下經(jīng)常的法律么 不能作為經(jīng)常的法律，難道是圣人的法律么 因此，堯，舜和三王治理天下，一定根據(jù)人情，不標(biāo)新立異來顯示高尚，不違背人情來求取名譽(yù).

賞析

這是一篇史評，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，犯人被釋歸家后又全部按時(shí)返回，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(shí)。

文章開門見山，警拔有力。從“信義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”說起，定下了全文的基調(diào)，標(biāo)出全文的主旨。接著從唐太宗縱放死囚的史實(shí)，以君子與小人相比較，反復(fù)論析，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，違反法度，只不過是借此邀取名譽(yù)的一種手段。議論縱橫，深刻入髓。

“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”，而不是什么“施恩德”“知信義”，揭露得可謂明快酣暢。因此，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，不可以作為“天下之常法”，而應(yīng)該“堯舜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。不立異以為高，不逆情以干譽(yù)”。

本文據(jù)史立論，層層辨析，論證充分，結(jié)論高遠(yuǎn)，警醒人心也。

據(jù)史書記載，唐太宗曾于貞觀六年（632年）下令把等待執(zhí)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，令與家人團(tuán)聚，并約定返回獄中的日期。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，朝廷遂赦免其罪。在歐陽修以前，一般的都把這件事傳為“美談”，認(rèn)為唐太宗能“施恩德”，囚犯“知信義”。作者獨(dú)能力排眾議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。這種敢于創(chuàng)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貴的。

本文最大的特點(diǎn)是邏輯性強(qiáng)，結(jié)構(gòu)嚴(yán)密。全文基本上可以分為提出問題、分析問題、解決問題三個(gè)部分。在提出問題時(shí)，作者肯定地指出，縱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，這就為下文的展開定下了基調(diào)。在分析問題時(shí)，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，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，純粹是為了沽名釣譽(yù)。文章從唐太宗、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得出了這樣一個(gè)結(jié)論：這不過是上演了一場“上下交相賊”的鬧劇。同時(shí)，他還從唐太宗登基六年來并沒有消弭小人犯極惡大罪的事實(shí)，證明了偶爾的縱囚也解決不了問題。這種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筆法，確實(shí)犀利無比。在解決問題時(shí)，作者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(diǎn)：不管從事何種工作，“必本子人情”。全文渾然一體，無懈可擊。

本文的反問句較多，有助于增強(qiáng)文章的說服力。第二段中采取問答的形式來論證，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。所有這些，都值得我們認(rèn)真揣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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