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向所定戰(zhàn)國策三十三篇，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。臣訪之士大夫家，始盡得其書，正其誤謬，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后戰(zhàn)國策三十三篇復(fù)完。
敘曰：向敘此書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；及其后，謀詐用，而仁義之路塞，所以大亂，其說既美矣。卒以謂此書戰(zhàn)國之謀士，度時(shí)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；則可謂惑于流俗，而不篤于自信者也。
夫孔、孟之時(shí)，去周之初已數(shù)百歲，其舊法已亡，舊俗已熄久矣；二子乃獨(dú)明先王之道，以謂不可改者，豈將強(qiáng)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為哉？亦將因其所遇之時(shí)，所遭之變，而為當(dāng)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
二帝三王之治，其變固殊，其法固異，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后，未嘗不同也。二子之道如是而已。蓋法者，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豈好為異論哉？能勿茍而已矣。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。
戰(zhàn)國之游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于說之易合。其設(shè)心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(jì)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(zhàn)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；而諸侯及秦用之者，亦滅其國。其為世之大禍明矣，而俗猶莫之寤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時(shí)適變，為法不同，而考之無疵，用之無弊。故古之圣賢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
或曰：「邪說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絕之。則此書之不泯，其可乎？」對(duì)曰：「君子之禁邪說也，固將明其說于天下，使當(dāng)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，然后以禁則齊；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，然后以戒則明，豈必滅其籍哉？放而絕之，莫善于是。是以孟子之書，有為神農(nóng)之言者，有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于此書之作，則上繼春秋，下至楚漢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之間，載其行事，固不可得而廢也�！�
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三十二篇，崇文總目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。
【校注】此篇不見于原本古文觀止。校以四部叢刊影元刻《元豐類稿》卷十一。"二子乃獨(dú)明先王之道"，叢刊無"之道"二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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