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家長給“閱讀老師”提的意見就是作業(yè)布置得太少，以及讓學生回家看課外書浪費了時間。這位老師一直頂著壓力這樣做。她的學生在小學低年級階段看不出什么，到了小學高年級，尤其是小升初的一些知識測試中，就明顯超過了那些死學課本的學生。她說她自己對學生進行了一些跟蹤調查，她所教的學生在中學階段學習狀態(tài)都比較好，幾乎沒有所謂的“問題學生”。而那“拆字老師”的學生的成績事實上很虛幻，后續(xù)問題非常多，不少學生在小學高年級時就表現出厭學傾向，進入中學后，在學習成績、學習品格乃至心理健康等方面都有不少問題。調查結果堅定了她這樣做的信念。不過她也感嘆，進入中學后，學生學習成績的好壞、學習興趣的有無，誰能把它和小學老師掛上鉤呢？人們只會說某個孩子越來越懂事了，或越來越不懂事了。人們只能想到，孩子上中學遇到好老師了，或遇到差老師了。
我也和那位“拆字老師”聊過，并非這位老師不知道她那樣做的壞處。她說，反正我只教他們這幾年，這兩年他們成績比別的班好就行，以后怎樣，那不是我的事了。這位在教學上讓學生飲鴆止渴的老師，她是學校的“名師”，家長們總是趨之若騖地想盡各種辦法，把孩子送進她的班里。大家看到的是，在她任教的時間里，班里語文考100分的人動不動就超過一半。
暴力作業(yè)產生的兩個原因，反映的是我國當前教育上的兩個宏觀問題，一是教學評價的導向問題；二是教師的素質問題。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當前我國教育改革的關鍵，是解決一系列教育問題的切入點。可現在種種責難卻都把板子打在“高考”上，高考成了一切教育問題的罪魁禍首；而種種所謂“教改”，都只是剜新肉補舊瘡，或者是頭痛醫(yī)腳——這是個很大的話題，在這里無法展開評說。
如果孩子遭遇到暴力作業(yè)，我們該如何做？這一點我在另外兩篇文章中《替孩子寫作業(yè)》和《不寫“暴力作業(yè)”》中談了一些想法和做法。我想，最重要的是家長自己要對暴力作業(yè)有認識，你如果經常有意識，精心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，那么對付暴力作業(yè)的辦法自然會出來。
有時孩子遭受了暴力作業(yè)，卻不去對家長說，不去求得家長的幫助，這還是要從家長身上找原因。
有個初一的孩子因為上課搗亂，被老師罰抄課文十篇，這個孩子真的就一晚上硬是把那十篇課文抄完了。孩子寧可接受“刑罰”，也不向家長說，這種情況應該和孩子對家長態(tài)度的預感有關。如果平時家長遇事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，比較隨意地批評孩子，對學校教學充滿了盲目崇敬，那么孩子憑直覺就會認為和家長說了也白說，不但于事無補，還可能挨訓，雪上加霜。孩子承受了暴力作業(yè)，他一晚上抄完了十篇課文，第二天還是那樣上學去了，好像什么也沒損壞，什么也沒缺少。這種情況甚至有的家長知道后還會竊喜，以為孩子多抄了課文就比別的孩子多學習了。他們沒看見孩子受了內傷，甚至是終身無法痊愈的內傷。
暴力作業(yè)對兒童信心、意志、品格等有全面的消極影響。它的壞作用，遠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點熱，多吃一個饅頭有點撐那樣簡單。它能改變事情的整個狀態(tài)，讓孩子催患一種“厭學”的慢性疾病，摧毀他們的上進心，吞噬他們的創(chuàng)造性，消磨他們的幸福感，其中的“暴力性”甚至能破壞他們的道德。所以它不是小事，是“教育事故”。
令人痛心的是，這種事故天天都在全國大面積發(fā)生著。只要和中小學生或他們的家長聊聊，就會發(fā)現“事故”不僅多，而且方式無奇不有，令人嘆為觀止。多年來，兒童會不會遭遇暴力作業(yè)，全仰仗運氣，看他各科遇到的是怎樣的老師。只要不是各科老師都喜歡暴力作業(yè)，就已經是萬幸了。國家每年為教育科研拿出數字龐大的經費。師范院校、教育科研院所在不停地做課題，中小學現在也都在做“課題”，仿佛教育界上上下下都在專心研究問題。為什么這么具體這么迫在眉睫的事沒有人去關注？擁有最多科研經費的教育專家學者們喜歡高屋建瓴地宏論，在事關兒童每一天學習生活的問題上卻總是缺席。
我的一位中學同學是一名優(yōu)秀的小學教師，榮獲全國特級教師稱號。她說，以她這些年來的工作經驗，孩子們寫生字，每個字寫三遍效果最好。這么一項簡單而有效的經驗——我認為這才叫“學術成果”——如果推廣開，會讓全國多少兒童減輕作業(yè)的痛苦，甚至從此變得愛學習啊。它仿佛簡單得沒有任何技術含量，實際上卻包含著一套非常完善的教育學、心理學以及認知科學的理論。比起那些和學校生活完全沒有關系的、以厚厚的書籍方式呈現出來、且總能端居廟堂之高的“教育研究成果”，這位特級教師的經驗如此樸素，卻如此有價值，可惜的是，成果得不到推廣，受益的人太少了。
再說教育行政部門，總是用“行政思想”來自上而下地管理學校，很少考慮用“教育科學理念”來細致入微地服務于學校。這使得一些教育行政手段不僅無效，而且成為師生們新的負擔。
2007年從報紙上看到某地教育行政部門出臺了一個小學生“減負”方案，要求小學生的書包不能超過六斤。給各學校下達規(guī)定后，并派員到各學校抽查監(jiān)督。這導致學生們只好化整為零，先背個四斤的書包進去放下，再到校門口從媽媽手中接過一個五斤的書包背進去。聯(lián)想到這么多年教育行政部門要么不作為，要么亂作為，只能說這一次又是一些官僚們腦子進水了。這個“減負方案”不管它用去多長時間出臺，醞釀過程都沒超越“拍腦門”的時間和水平。
“減輕學生書包重量”其實多半是個比喻性說法，“書包”在這里只是學業(yè)的一個象征。書包的實際重量和學生學業(yè)負擔的輕重，有一些表層聯(lián)系，但并不對等。“減負”應該用思想和理念去做，怎么可能用秤去做？“如果教師只考慮怎樣迫使學生用更多的時間坐在那里摳教科書，怎樣把他們的注意力從別的一切活動中都吸引過來，那么負擔過重的現象就是不可避免的。”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這句話，已告訴我們學生負擔過重的來源和解決方案，為什么不從這里去思考呢。
杜絕不同程度的暴力作業(yè)，才是最重要的減負行為。把暴力作業(yè)上升到“事故”的高度，可以讓人看到它的破壞力，引起人們的警醒。
國家為杜絕各行各業(yè)的生產事故，不停地制定和出臺相應的管理標準和管理辦法。煤礦發(fā)生事故不允許瞞報，而且要追究相關人責任人的責任。但全國每天發(fā)生多少暴力作業(yè)事故，卻以一種常態(tài)合理地存在著。
有誰來揭露這件事，有多少人聽到了千百萬兒童的呻吟？說得輕一些，它永久性地破壞了許多孩子對學習的熱情和興趣；說得重一些，它在蛀蝕和扭曲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。什么時候能為孩子們出臺這樣一套科學的“辦法”，讓他們免受暴力作業(yè)之害呢？
特別提示
●用繁重的作業(yè)把孩子的肢體固定在板凳上，固定在書桌前。這樣做的后果是孩子的內心會起一種化學變化，會生成一種叫“厭學”的物質。
●好家長和好教師最要注意的是避免孩子遇到“厭倦”這個敵人，所以他們傾盡全力做的，就是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。
●最重要的是家長自己要對暴力作業(yè)有認識，你如果經常有意識，精心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，那么對付暴力作業(yè)的辦法自然會出來。
●杜絕不同程度的暴力作業(yè)，才是最重要的減負行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