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宗吾 中國國際廣播音像出版社
做領導要能忍能挺，方顯領導本色。君子要屈而有度，不要英雄氣短、不要沽名釣譽，以免小不忍而亂大謀。因此，做領導只有能屈能伸才能堪稱楷模。
忍挺兼顧方顯英雄本色
不管是在工作中，還是在生活中，一味地“忍”或一味地“挺”，都不夠全面，只有做到忍與挺兼顧，方可稱得英雄之舉。雍正在這方面做得就很不錯。
雍正七年九月，雍正下令將論述曾靜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編在一起，集成《大義覺迷錄》一書。書中，雍正帝接受曾靜這個反賊的挑戰(zhàn)，將曾靜所寫的無法無天的觀點，逐條摘出，加以批駁。書中收入上諭十道，曾靜口供四十七條及其認罪書等。曾靜在認罪口供里說，雍正至孝純仁，受位于康熙，兼得傳子、傳賢二意，又說雍正朝乾夕惕，懲貪婪，減浮糧，勤政愛民，是個好皇帝。所以《大義覺迷錄》一書實際又成了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傳的書。
雍正將該書頒發(fā)到全國各府州縣學，讓讀書士子觀覽知悉。如果有不知道該書的，發(fā)現(xiàn)后，就拿該省學政、該州縣教官從重治罪。
這是前無古人的集子！這也是我們今天獲悉當年諸多歷史內情的重要參考書。
如此編書發(fā)行已是一奇，古來罕見。而最奇的是在處置曾靜、張熙兩犯的問題上。
當時，滿朝文武大臣都認為，不僅曾靜本人要凌遲處死，而且應誅連全族。雍正帝則力排眾議，別出心裁。他不顧群臣的反對，不但沒有殺曾靜、張熙，反而在十月將他們免罪釋放，還宣布將來子孫也不得因為他們詆毀過皇帝而誅殺他們。
處理的原因據(jù)說一是岳鐘琪為明了投書真相，曾同張熙盟過誓，不能讓這個國家重臣違誓失信，所以應寬免曾張二人；二是雍正認為：曾靜“并無反叛之實事，亦無同謀之眾黨”。要不是曾靜自行投首于岳鐘琪，“使造書造謗之奸人一一呈露”，他皇帝“何由而知之？何從而究之？又何自而剖析開示，使天下臣民共曉之”？“即此曾靜不為無功，即此可以寬其誅矣”。
雍正的意思是，正因為這曾、張兩人投書，才獲知造作謠言之人為阿其那、塞思黑的太監(jiān)，追出元兇，通報百姓。這樣看，曾、張二人不但無過，還有功勞！
于是，雍正還讓這對造慣例應當砍頭的師徒做“反面教員”，前往江浙、陜西等地，隨時現(xiàn)身說法，以宣傳《大義覺迷錄》一書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。
雍正的這一判決結果，真讓滿朝文武為之驚訝。
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謀反書生大辯論，一年后又將涉及皇室丑聞的材料集結成書公布全國，不久又將服輸?shù)呐涯嬲哚尫�，雍正對曾靜案的處理，是歷史上不曾有過先例的奇事。
雍正歷來有最殘暴、最專制的惡謚�？墒撬倪@番舉動卻展示了出人意料的開明風范，為什么雍正能這樣做、敢這樣做？
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勢，使得雍正萌此創(chuàng)意。但另一方面，也可以從雍正的特殊的個性世界中，分析出其部分動機。
在他的內心，不但有一位執(zhí)掌生殺予奪大權的君主，還有一位擁有堅強意志的哲學家！
所以，他不僅要從世俗的角度去壓倒對立面，使他們在行動上不得翻身，更要在思想上、境界上站到比反對者更高的層面，使他們在靈魂深處心悅誠服、甘拜下風，從此不萌異心。
只有這樣，他才能真正體味到成功的喜悅。
所以說，雍正絕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好勝領袖。他的鐵腕不是源于天性的粗暴或后天的自卑，他不但有悍的關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豐富的人事政治斗爭閱歷，更是在儒釋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潤成長起來的教養(yǎng)階層，其所處地位，又使他無論在實際政治上，還是在思想領域，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。
這是源于一種極端的“予智自雄”的自信：如果能從精神上征服這些異議分子，甚至不屑于從肉體上將其消滅。
雍正自信其精湛的學術修養(yǎng)、擅長觀測人性幽微之處的奇稟智慧；自信治理國家的天才，以及承繼皇位的“合于天心”，只有這樣，他才敢掀起這場曠古未有的違反常規(guī)的辯論，并親自擔當編寫人與發(fā)行人的角色。
君子要屈而有度
一個領導人物的謀略與智慧，應出色地表現(xiàn)為屈而有度，不卑不亢。也就是說：清廉純潔而有容忍的雅量，心地仁慈而又能當機立斷，精明而又不失于苛求，性情剛直而又不矯枉過正。
人事之中，行動取舍都不可失度，失度則會亂套，就要壞事，就會受到挫折。飲食無度，就會傷身；荒淫無度，就會誤國；貪婪無度，就會招來殺身之禍；玩笑無度，就會傷感情，有時甚至在無意中與人結怨；屈而無度，就會毀敗事業(yè)，達不到要求�！叭痰靡粫r之忿，終身無煩惱”只能從個人的道德修養(yǎng)而言，對于從事大事業(yè)、大計劃、大謀略的領導者來說，則是一不足取的短處。
一天，孫中山在胡漢民的辦公室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大堆由他簽發(fā)，可是被胡漢民束之高閣的手令。他勃然大怒，忍不住拍桌子高聲大叫：“展堂！展堂！”
胡漢民匆匆進來，望著孫中山，像是不懂他為什么大發(fā)脾氣似的。
孫中山臉色蒼白，喊道：“我不相信這是真的，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！”
“先生究竟說什么事情？”
孫中山一下子把胡漢民的公事箱翻了個底朝天，從里面倒出一堆塵封的文件。他的雙眉緊鎖，氣勢洶洶，預示著一場風暴的來臨。“你還問我什么事？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！”孫中山大聲斥罵。
胡漢民凝然不動，微側著臉，注意地聽著孫中山的訓斥，最后他問：“先生還有其他的話要說嗎？”
孫中山板著臉：“沒有了！”
胡漢民“呼”的一聲竄到桌旁，抓起那些文件，一份一份遞到孫中山的鼻子下面，并口若懸河地進行自辯：“這份手令事關升黜任免，處置不當，于理不應頒發(fā)；那份手令是關于調兵遣將的，不合機宜，發(fā)下去勢將貽誤戎機；而這幾份又是關于撥款過多或過少，自待另行斟酌。”“即使在專制時代，”胡漢民語氣尖刻地說，“也有大臣封駁詔書，請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。例如唐太宗將以給事中郭承嘏為華州防御使，給事中盧載認為郭承嘏公正守道，屢次封駁，認為他不宜置之外郡，因而他也封還這道詔書，太宗欣然接受，立刻恢復郭承嘏的原職。先生可曾讀過這段歷史嗎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