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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學生活五十年(代序)

作者:巴金 文章來源:會員整理
文學生活五十年(代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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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個不善于講話的人,唯其不善于講話,有思想表達不出,有感情無法傾吐,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紙筆,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,于是我寫了小說。

我不是文學家,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。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。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,有時甚至廢寢忘食,但不是為了學習,而是拿它們消遣。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家。我開始寫小說,只是為了找尋出路。

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,在二三十個所謂“上等人”和二三十個所謂“下等人”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,在富裕的環(huán)境里我接觸了聽差、轎夫們的悲慘生活,在偽善、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,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。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,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,又怎樣醫(yī)治,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制的王國,我坐在舊禮教的監(jiān)牢里,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里掙扎,受苦,沒有青春,沒有幸福,終于慘痛地死亡。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、傳統(tǒng)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。我離開舊家庭就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黑影。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,想找尋一條救人、救世,也救自己的路。說救人救世,未免有些夸大,說救自己,倒是真話。當時的情況是這樣:我有感情無法傾吐,有愛憎無處宣泄,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,一顆心無處安放,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,我就活不下去。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(qū)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,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里,我寂寞,我痛苦,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里,我想念祖國,想念親人。在我的祖國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,人民正在遭受屠殺。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意大利工人的運動,他們是沙珂(N.Sacco )和樊宰底(B.Vanzetti ),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,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,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著為援救他們舉行的“演講會”、“抗議會”的海報。我讀到所謂“犯人”之一的樊宰底的“自傳”,里面有這樣的話:“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,每張口都有面包,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,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(fā)展!蔽曳浅<,樊宰底講了我心里的話。

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(Pantheon )旁邊的都納富爾街(Tournefort ),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,在陰雨的黃昏,我站在盧騷的銅像前,對這位“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”的“日內瓦公民”訴說我的絕望和痛苦。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里,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(jiān)獄中的死刑囚寫信。(回信后來終于來了,樊宰底在信中寫道:“青年是人類的希望!睅讉月以后,他給處死在電椅上,五十年后他們兩個的冤案才得到昭雪。我在第一本小說(滅亡)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。)就是在這種氣氛、這種心情中我聽著巴黎圣母院(NotreDame de Paris )報告時刻的沉重的鐘聲,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面(這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好處,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面也寫不出),讓我的痛苦,我的寂寞,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。我過去的愛和恨,悲哀和歡樂,受苦和同情,希望和掙扎,一齊來到我的筆端,我寫得快,我心里燃燒著的火漸漸地滅了,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。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,我得到了拯救。

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,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。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,八月里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—吉里把它寄回中國,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,征求他的意見,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,給我的大哥看(當時印費不貴,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,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。)。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,朋友告訴我,我的小說將在《小說月報》上連載,說是這份雜志的代理主編葉圣陶先生看到了它,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!缎≌f月報》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志,它給我開了路,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。

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《小說月報》上連載了四期,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。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,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,我大哥見到了它。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產自殺,我就刪去了“獻詞”。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,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《家》,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(《時報》)上連載,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,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。但是通過這小說,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,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。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。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騷、雨果、左拉和羅曼·羅蘭。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,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。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,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。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,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獲。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。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,不說假話。除了法國老師,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·赫爾岑、屠格涅夫、托爾斯泰和高爾基。我后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《父與子》和《處女地》,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,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。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;我也有日本老師,例如夏日漱石、田山花袋、芥川龍之介、武者小路實篤,特別是有島武郎,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,但我經常背譯有島的短篇《與幼小者》,盡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,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。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。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響。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,中國社會生活。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家,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,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,我邊寫作,邊學習,邊修改,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。

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,就在上海定居下來。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,后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。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,他住樓上,我住樓下。我自小害怕交際,害怕講話,不愿同外人接洽。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,我也可以保持安靜,不讓人來打擾。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,將原稿放在書桌上,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。例如短篇《狗》就是這樣寫成,在《小說月報》上發(fā)表的。我在報刊上發(fā)表文章越多,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。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。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:“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現(xiàn)在的!弊畛鯉啄曛虚g,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,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。我完全靠稿費生活,為了寫作,避免為生活奔波,我到四十歲才結婚。我沒有家,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,我到各處去看朋友,還寫一些“旅途隨筆”。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里,不停地寫作。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:“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,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,眼前是無數(shù)慘痛的圖畫,大多數(shù)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,它們使我的手顫動。我不停地寫著。環(huán)境永遠是這樣單調:在一個空敞的屋子里,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,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,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(fā)和兩個小圓凳。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,似乎許多、許多人都借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。我忘了自己,忘了周圍的一切。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。我時而蹲在椅子上,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,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(fā)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。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《家》和其他的中篇小說。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,他們鼓勵我,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說!边@就是我作為“作家”的一幅自畫像。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(fā)生的戰(zhàn)爭,使我換了住處,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,也沒有停止寫作。

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,我喜歡日本小說,想學好日文,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。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,一天半夜里“刑事”們把我?guī)У缴裉飬^(qū)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,我根據(jù)幾個月的經歷寫了三個短篇《神·鬼·人》。這年八月,上海的朋友創(chuàng)辦了生活出版社,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。我編了幾種叢書,連續(xù)二十年中間,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,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。寫作的時間少了些,但青年時期的熱情并沒有消減,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。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第二年,我離開上海去南方,以后又回到上海,又去西南。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,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。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就是這樣寫完的。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“窩”,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,隨身帶一些稿紙。在那些日子,我不得不到處奔波,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。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,我寫《憩園》時在皮包里放一錠墨,一支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,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,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,便坐下寫起來。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《死魂靈》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寫作的情景,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,從貴陽旅館里寫起一直到重慶才寫完,出版。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里寫到《憩園》的末尾,電燈不亮,我找到一小節(jié)蠟燭點起來,可是文思未盡,燭油卻流光了,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節(jié)蠟燭讓我繼續(xù)寫下去!欠N日子的確不會再來了。我后來的一部長篇小說《寒夜》,雖然是在戰(zhàn)時的重慶開了頭,卻是在戰(zhàn)后回到上海寫成的。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,我自己也稱它為“絕望的書”。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,來控訴舊社會,控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(tǒng)治。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。一九七九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,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,我就寫著:“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!边^去有一個時期,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這本書,但是后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《寒夜》的書帶上看到“希望的書”這樣的話,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。說得好!黑暗到了盡頭,黎明就出現(xiàn)了。

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,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(但是我學得很不好)。我想用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,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?墒,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,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愿意參加的活動,擔任一些自己愿意擔任的工作。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。有一個時期(一九五二年),我到朝鮮,在中國人民志愿軍部隊中“深入生活”。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(zhàn)士,同他們一起生活,我有些膽怯。一個長期關在書房里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,精神上當然會受到沖擊,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。指戰(zhàn)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,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,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,他們對我格外親熱。在這個斗爭最尖銳的地方,愛與憎表現(xiàn)得最突出。人們習慣于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: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天天都有。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,他們以吃苦為榮,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,到了關鍵時刻,他們爭先恐后地獻出自己的生命。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。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生命。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,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,我無法制止內心的斗爭。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《第四病室》的時候,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:“變得善良些,純潔些,對別人有用些!蔽覑凵狭诉@些人,愛上了這個環(huán)境,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,我不再想到寫作。我離開以后第二年又再去,因為那些人、那些英雄事跡吸引了我的心。我一共住了一年。第二次回來,還準備再去,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,我離開斗爭的生活,舊習慣又逐漸恢復,熟悉的又逐漸變?yōu)樯,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,甚至聯(lián)系中斷。因此作品寫得不多,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。此外,我經常出國訪問,發(fā)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(yè)、贊美新社會、新生活的散文。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“罪證”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中作為“大毒草”受到批判,我也被當作“大文霸”和“黑老K”關進了“牛棚”,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,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(fā)表任何文章的自由。

有一個時期,我的確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“四人幫”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,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,我認為自己是“罪人”,我的書是“毒草”,甘心認罪服罪。我完全否定自己,準備接受改造,重新做人。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“身體健康,永遠健康”。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,我甚至決心拋棄寫作,認為讓我在作家協(xié)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里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?墒恰八娜藥汀钡淖ρ溃瑓s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,仿佛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。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,我居然那樣聽話,誠心誠意地,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。但后來我發(fā)現(xiàn)這是一場大騙局,別人在愚弄我,我感到空虛,感到幻滅。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,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邊,她的感情牽系著我的心。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“自行消亡”。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。我能分析自己,也能分析別人,以后即使受到“游斗”,受到大會批判,我還能夠分析,研究那些批判稿,觀察那些發(fā)言的人。我漸漸地清醒了,我能夠獨立思考了,我也學會了斗爭的藝術。在批斗了七年之后,“四人幫”及其黨羽王洪文、馬天水、徐景賢、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,“決定”把我的問題作為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、不戴反革命帽子”,只許我搞點翻譯。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了“不戴帽子的反革命”。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,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。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準備翻譯的亞·赫爾岑的回憶錄《往事與隨想》,每天翻譯幾百字,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里行路,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(tǒng)治那樣,咒罵“四人幫”的法西斯專政,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。我就這樣活了下來,看到了“四人幫”的滅亡。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,我又拿起了筆。

我拿起了筆,我興奮,我愉快,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,我要寫,我要多寫?墒橇艚o我的只有幾年的時間,我今年已七十六歲。八十歲以前的歲月我必須抓緊,不能讓它白白浪費。我制訂了五年的計劃,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說,一部《創(chuàng)作回憶錄》,五本《隨想錄》,翻譯亞·赫爾岑的《回憶錄》。十三本中間的兩本已經出版了,其中一本就是赫爾岑《回憶錄》的第一冊,我還要為其余的十一本書奮斗,我還要避免各種干擾為爭取寫作時間奮斗。有人把我當作“社會名流”,給我安排了各種社會活動;有人把我當作等待“搶救”的材料,找我談話作記錄。我卻只愿意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。寫什么呢?我寫小說,不一定寫真實。但是我要給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、經歷作一個總結。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,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、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!我們每個人都給卷了進去,都經受了考驗,也都作了表演,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,實在可笑,實在愚蠢。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。我常常這樣想: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,認真地解剖自己,真正弄清是非,那么說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,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,把殘忍、野蠻、愚蠢、荒唐看成莊嚴、正確;以“無知”作為改造的目標。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。我要寫兩部長篇,一方面償還欠債,另一方面結束我五十幾年的文學生活。

我曾經說過:“我是從探索人生出發(fā)走上文學道路!蔽迨嗄曛形乙灿蟹艞壧剿鞯臅r候;停止探索,我就寫不出作品。我開始讀小說是為了消遣,但是我開始寫小說絕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。我不是一個文學家,我只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的思想有種種的局限性,但是我的態(tài)度是嚴肅的。讓·雅克·盧騷是我的啟蒙老師,我絕不愿意在作品中說謊。我常常解剖自己。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矛盾,我的作品里也是這樣。愛與憎的沖突、思想與行為的沖突、理智與感情的沖突、理想與現(xiàn)實的沖突……這一切織成了一個網,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、全部作品。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。我說過:“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!

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思考過創(chuàng)作方法、表現(xiàn)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。我想來想去,想的只是一個問題: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,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,怎樣對讀者有幫助,對社會、對人民有貢獻。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,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!八娜藥汀钡淖ρ婪Q我的“文集”為“十四卷邪書”。但是我在那些“邪書”里,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,歌頌高尚的情操。說崇高也許近于夸大,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。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別人的痛苦上,愛祖國、愛人民,愛真理、愛正義,為多數(shù)人犧牲自己;人不單是靠吃飯活著,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!以谀切┳髌分嘘U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。一九四四年,我在《憩園》中又一次表達了讀者對作家的期望:“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,讓人們互相了解。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,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。”

一九三五年,小說《家》出版后兩年,我曾經說過:“自從我執(zhí)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。我的敵人是什么?一切舊的傳統(tǒng)觀念,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(fā)展的不合理的制度,一切摧殘愛的勢力,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。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,并沒有作過妥協(xié)!蔽乙驗檫@一段話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多次的批判。其實在那一段時間里,我倒是作過多次的妥協(xié),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協(xié)!都摇肥俏易约合矚g的作品。我自己就是在那樣的家庭里長大的,我如實地描寫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——一個“我說了算”的專制家長和一個逆來順受的孝順子弟,還有一些鉤心斗角、互相傾軋、損人利己、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——我的長輩們,還有那些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,還有受苦、受壓迫的“奴隸”們。我寫這小說,仿佛挖開了我們家的墳墓,我讀這小說,仍然受到愛與憎烈火的煎熬。我又看到了年輕時代的我,多么幼稚!多么單純!但是我記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喬治·丹東的話:“大膽,大膽,永遠大膽!”我明白青春是美麗的,我不愿意做一個任人宰割的犧牲品。我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了“我控訴”。我寫完了《家》和它的續(xù)篇《春》和《秋》,我才完全擺脫了過去黑暗時代的陰影。今天,在我們新中國像高家那樣的封建家庭早已絕跡。但是,封建主義的流毒遠遠沒有肅清,高老太爺?shù)墓砘耆匀坏教帯芭腔病,我雖然年過古稀、滿頭白發(fā),但是我還有青年高覺慧那樣的燃燒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熱情,我要遵守自己的諾言,絕不放下手中的筆!

四個月前中國作家協(xié)會在北京舉行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,大會的閉幕詞是我作的,里面有這樣一段話:“今天出席這次大會,看到許多新生力量,許多有勇氣、有良心、有才華、有責任心、敢想、敢寫、創(chuàng)作力極其旺盛的,對祖國和人民充滿熱愛的青年、中年作家,我仍然感覺到做一個中國作家是很光榮的事情。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,寫作的時間是極其有限了,但是我心靈中仍然燃燒著希望之火,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和我們無比善良的人民,我仍然懷著十分熱烈的愛,我要同大家一起,盡自己的職責,永遠前進。作為作家,就應當對人民、對歷史負責。我現(xiàn)在更加明白:一個正直的、有良心的作家,絕不是一個鼠目寸光、膽小怕事的人!

巴金。保梗福澳辏丛拢慈<<《激流》總序>>

幾年前我流著眼淚讀完托爾斯泰的小說《復活》,曾經在扉頁上寫了一句話:“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!

事實并不是這樣。生活并不是悲劇。它是一場“搏斗”。我們生活來做什么?或者說我們?yōu)槭裁匆羞@生命?羅曼羅蘭的回答是“為的是來征服它”。我認為他說得不錯。我有了生命以來,在這個世界上雖然僅僅經歷了二十幾個寒暑,但是這短短的時期也并不是白白度過的。這其間我也曾看見了不少的東西,知道了不少的事情。我的周圍是無邊的黑暗,但是我并不孤獨,并不絕望。我無論在什么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蕩,在創(chuàng)造它自己的道路,通過亂山碎石中間。

這激流永遠動蕩著,并不曾有一個時候停止過,而且它也不能夠停止;沒有什么東西可以阻止它。在它的途中,它也曾發(fā)射出種種的水花,這里面有愛,有恨,有歡樂,也有痛苦。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騰的激流,具著排山之勢,向著唯一的海流去。這唯一的海是什么,而且什么時候它才可以流到這海里,就沒有人能夠確定地知道了。

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樣,生活在這世界上,是為著來征服生活。我也曾參加在這個“搏斗”里面。我有我的愛,有我的恨,有我的歡樂,也有我的痛苦。但是我并沒有失去我的信仰:對于生活的信仰。我的生活還不會結束,我也不知道在前面還有什么東西等著我。然而我對于將來卻也有一點概念。因為過去并不是一個沉默的啞子,它會告訴我們一些事情。

在這里我所要展開給讀者看的乃是過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圖畫。自然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,但我們已經可以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、歡樂與受苦所構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動蕩了。我不是一個說教者,我不能夠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,但是讀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。

有人說過,路本沒有,因為走的人多了,便成了一條路。又有人說路是有的,正因為有了路才有許多人走。誰是誰非,我不想判斷。我還年輕,我還要活下去,我還要征服生活。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會停止的,且看它把我載到什么地方去!

巴金1931年4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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