補白〔1〕
一
“公理戰(zhàn)勝”的牌坊〔2〕，立在法國巴黎的公園里不知怎樣，立在中國北京的中央公園里可實在有些希奇，——但這是現在的話。當時，市民和學生也曾游行歡呼過。
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(zhàn)勝之林者，因為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；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歐戰(zhàn)的勞績�，F在不大有人提起了，戰(zhàn)勝也忘卻了，而且實際上是戰(zhàn)敗了〔3〕。
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，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。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，即縱有槍炮，也只能殺戮無槍炮者，倘敵手也有，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。這時候才見真強弱。
我們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，然而敗于金，敗于元，敗于清。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里記有市井間的諧謔，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。譬如問金人有箭，宋有什么？則答道，“有鎖子甲”。又問金有四太子，宋有何人？則答道，“有岳少保”。臨末問，金人有狼牙棒（打人腦袋的武器），宋有什么？
卻答道，“有天靈蓋”！〔4〕自宋以來，我們終于只有天靈蓋而已，現在又發(fā)現了一種“民氣”，更加玄虛飄渺了。
但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氣，結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，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。我近來也頗覺“心上有杞天之慮”〔5〕，怕中國更要復古了。瓜皮帽，長衫，雙梁鞋，打拱作揖，大紅名片，水煙筒，或者都要成為愛國的標征，因為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氣而拿出來，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。（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，以避“赤化”之嫌。）
然而我并不說中國人頑固，因為我相信，鴉片和撲克是不會在排斥之列的。況且愛國之士不是已經說過，馬將牌已在西洋盛行，給我們復了仇么？
愛國之士又說，中國人是愛和平的。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，何以國內連年打仗？或者這話應該修正：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。
我們仔細查察自己，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，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，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。
我不以為自承無力，是比自夸愛和平更其恥辱。
六月二十三日。
二
先前以“士人”“上等人”自居的，現在大可以改稱“平民”了罷；在實際上，也確有許多人已經如此。彼一時，此一時，清朝該去考秀才，捐監(jiān)生，〔6〕現在就只得進學校。“平民”這一個徽號現已日見其時式，地位也高起來了，以此自居，大概總可以從別人得到和先前對于“上等人”一樣的尊敬，時勢雖然變遷，老地位是不會失掉的。倘遇見這樣的平民，必須恭維他，至少也得點頭拱手陪笑唯諾，像先前下等人的對于貴人一般。否則，你就會得到罪名，曰：“驕傲”，或“貴族的”。因為他已經是平民了。見平民而不格外趨奉，非驕傲而何？
清的末年，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蝎，南京政府〔7〕一成立，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，便親密的說道：
“我們本來都是‘草字頭’〔8〕，一路的呵。”
徐錫麟〔9〕刺殺恩銘之后，大捕黨人，陶成章〔10〕君是其中之一，罪狀曰： “著《中國權力史》，學日本催眠術。”（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，殊覺費解。）于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；待到革命興旺，這才被尊稱為“老太爺”；有人給 “孫少爺”去說媒。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，神主入祠的時候，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。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〔11〕之后，這才冷落起來。
誰說中國人不善于改變呢？每一新的事物進來，起初雖然排斥，但看到有些可靠，就自然會改變。不過并非將自己變得合于新事物，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于自己而已。
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，一到理學先生談禪，和尚做詩的時候，“三教同源” 〔12〕的機運就成熟了。聽說現在悟善社〔13〕里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，孔子，老子，釋迦牟尼，耶穌基督，謨哈默德〔14〕。
中國老例，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，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，——或謂之“綽號”。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；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，倘只說姓名，本很平常，現在卻道“六臂太歲張三”，“白額虎李四”，則先不問事跡，縣官只見綽號，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。
月球只一面對著太陽，那一面我們永遠不得見。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，隱匿了黑的一面。譬如說到家族親舊，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：慈呀，愛呀，悌呀，……
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：五世同堂呀，禮門呀，義宗〔15〕呀，……
至于諢名，卻藏在活人的心中，隱僻的書上。最簡單的打官司教科書《蕭曹遺筆》〔16〕里就有著不少慣用的惡諡，現在鈔一點在這里，省得自己做文章——
親戚類
孽親 梟親 獸親 鱷親 虎親 歪親
尊長類
鱷伯 虎伯（叔同） 孽兄 毒兄 虎兄
卑幼類
悖男 惡侄 孽侄 悖孫 虎孫 梟甥
孽甥 悖妾 潑媳 梟弟 惡婿 兇奴
其中沒有父母，那是例不能控告的，因為歷朝大抵“以孝治天下”〔17〕。
這一種手段也不獨訟師有。民國元年章太炎〔18〕先生在北京，好發(fā)議論，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。常常被貶的一群人于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，曰“章瘋子”。其人既是瘋子，議論當然是瘋話，沒有價值的了，但每有言論，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，不過題目特別，道：《章瘋子太發(fā)其瘋》。有一回，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。那怎么辦呢？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，那題目是：《章瘋子居然不瘋》。
往日看《鬼谷子》〔19〕，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么出奇，獨有《飛箝》中的“可箝而從，可箝而橫，……可引而反，可引而覆。雖覆能復，不失其度”這一段里的一句“雖覆能復”很有些可怕。但這一種手段，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。
《鬼谷子》自然是偽書，決非蘇秦，張儀〔20〕的老師所作；
但作者也決不是“小人”，倒是一個老實人。宋的來鵠〔21〕已經說，“捭闔飛箝，今之常態(tài)，不讀鬼谷子書者，皆得自然符契也。”人們常用，不以為奇，作者知道了一點，便筆之于書，當作秘訣，可見稟性純厚，不但手段，便是心里的機詐也并不多。如果是大富翁，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里當寶貝么？
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陰謀家，否則，他還該說得吞吞吐吐些；或者自己不說，而鉤出別人來說；或者并不必鉤出別人來說，而自己永遠闊不可言。這末后的妙法，知者不言，書上也未見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倘若知道，就不至于老在燈下編《莽原》，做《補白》了。
但各種小縱橫，我們總常要身受，或者目睹。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；忽而甲乙相親，同去打丙；忽而甲丙相合，又同去打乙，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，〔22〕就都是這“覆’“復”作用；化數百元錢，請一回酒，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，也還是這頑意兒。然而真如來鵠所說，現在的人們是已經“是乃天授，非人力也”〔23〕的；倘使要看了《鬼谷子》才能，就如拿著文法書去和外國人談天一樣，一定要碰壁。
七月一日。〔24〕
三
離五卅事件的發(fā)生已有四十天，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樣。聰明的批評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“五分鐘熱度”〔25〕說來了罷，雖然也有過例外：曾將湯爾和〔26〕先生的大門“打得擂鼓一般，足有十五分鐘之久”。（見六月二十三日《晨報》）有些學生們也常常引這“五分熱”說自誡，仿佛早經覺到了似的。
但是，中國的老先生們——連二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們都算在內——不知怎的總有一種矛盾的意見，就是將女人孩子看得太低，同時又看得太高。婦孺是上不了場面的；然而一面又拜才女，捧神童，甚至于還想借此結識一個闊親家，使自己也連類飛黃騰達。什么木蘭從軍，緹縈救父〔27〕，更其津津樂道，以顯示自己倒是一個死不掙氣的瘟蟲。對于學生也是一樣，既要他們“莫談國事”，又要他們獨退番兵，退不了，就冷笑他們無用。
倘在教育普及的國度里，國民十之九是學生；但在中國，自然還是一個特別種類。雖是特別種類，卻究竟是“束發(fā)小生”〔28〕，所以當然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大神力。他們所能做的，也無非是演講，游行，宣傳之類，正如火花一樣，在民眾的心頭點火，引起他們的光焰來，使國勢有一點轉機。倘若民眾并沒有可燃性，則火花只能將自身燒完，正如在馬路上焚紙人轎馬，暫時引得幾個人閑看，而終于毫不相干，那熱鬧至多也不過如“打門”之久。誰也不動，難道“小生”們真能自己來打槍鑄炮，造兵艦，糊飛機，活擒番將，平定番邦么？所以這“五分熱”是地方病，不是學生病。這已不是學生的恥辱，而是全國民的恥辱了；倘在別的有活力，有生氣的國度里，現象該不至于如此的。外人不足責，而本國的別的灰冷的民眾，有權者，袖手旁觀者，也都于事后來嘲笑，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！
但是，別有所圖的聰明人又作別論，便是真誠的學生們，我以為自身卻有一個頗大的錯誤，就是正如旁觀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樣：開首太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，有如意的成功�；孟腼w得太高，墮在現實上的時候，傷就格外沉重了；力氣用得太驟，歇下來的時候，身體就難于動彈了。為一般計，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過是“人力”，倒較為切實可靠罷。
現在，從讀書以至“尋異性朋友講情話”，似乎都為有些有志者所詬病了。但我想，責人太嚴，也正是“五分熱”的一個病源。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——例如不買英日貨——來履行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，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，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，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，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。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，其一是 “不恥最后”〔29〕。即使慢，馳而不息，縱令落后，縱令失敗，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。
七月八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