斯威夫特和他的《格列佛游記》 喬納森·斯威夫待（Jonathan Swift，1667—1745）是英國啟蒙運動中激進民主派的創(chuàng)始人，十八世紀英國最杰出的政論家和諷刺小說家。他父親是定居愛爾蘭的英格蘭人，早在他出生前七個月就已去世。斯威夫特由叔父撫養(yǎng)長大，就讀于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學院（以天主教的“三位一體”命名）。在當時，擔任教會的神職是窮孩子的最穩(wěn)妥的出路；但斯威夫特厭惡神學和那些煩瑣的哲學課程，他的志趣在于歷史及文學。憑著一紙表示不堪深造（其實他后來還是取得了碩士及博士學位）的“特許文憑”，他只好到母親的遠親鄧波爾爵士家去作私人秘書，處境無異于“識字的奴仆”。不久，他便以見解精辟、諷刺犀利的文章顯示了才華。他的一篇揭露政府貪污行徑的政論，直接促成了英法停戰(zhàn)，以至有人稱那項和約為“斯威夫特和約”。他后來雖然成了首相的親信和女王演說詞的起草人，成為別人巴結的對象，但仍以清貧為榮。 斯威夫特沒有官銜，給報社審稿不取報酬；哈利首相給他寫文章的獎金，被他憤而退回，聲明自己不是被雇傭的文人墨客。女王及其要巨終因畏懼他的聲望和諷刺文章的影響，將他逐出倫敦。他到都柏林后積極投入愛爾蘭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的斗爭，接連發(fā)表了戰(zhàn)斗性極強的文論，使英國的殖民政策不得不有所收斂。斯威大特深受愛爾蘭人民熱愛，在他因匿名作品被當局懸賞緝捕時，人們保護他；在他最后一次訪英歸來時，人們鳴鐘舉火，用儀仗隊簇擁他返回寓所。斯威夫特晚景凄涼，親人去世，頭暈耳聾，每逢清醒，仍執(zhí)筆寫作，直至七十八歲逝世。 斯威夫特的傳世之作中，以《格列佛游記》（Gulliver's Travels，1726）流傳最廣，也最為各國讀者所喜愛。該書通過里梅爾·格列佛船長之口，敘述了周游四國的奇特經歷。但仔細體會，卻處處揭露著英國社會的黑暗現實，并寄寓著作者的理想。 雖然格列佛起初以為小人國與英國毫不相像，但實際上小人國卻是英國的寫照。透過那似是荒謬的邏輯，我們看到的是：國王比他的臣民只高出一個指甲，卻狂妄地自命為頭頂天的宇宙統(tǒng)治者，以其無常的喜怒決定老百姓的命運。官吏們也無需德才兼?zhèn)�，只要跳繩跳得高，就可得到高官厚祿。 小人國的兩黨以鞋跟高矮為區(qū)分標志，這里影射的是當年英國的托利黨（即保守黨的前身）和輝格黨（后來發(fā)展成自由黨）兩黨政治；而吃雞蛋時是從大頭敲開還是從小頭敲開，則指的是天主教與新教（亦稱清教，即加爾文教派）之間關于教會儀式的無稽之爭。為了這一區(qū)區(qū)爭端，竟導致了小人國的內戰(zhàn)，甚至殃及鄰國。由于小人國里的警察制度和誣告成風，格列佛不得不逃離那里。 大人國的人無論體力還是理智都超過了那群“小人”；大人國里實行的是理想化的、有教養(yǎng)的君主政體，國王賢明而正直，經常關懷臣民，法律也是自由和福利的保障。 在大人國國王的要求下，格列佛向他介紹了英國的社會及制度，他的溢美之詞在國王的追問下破綻百出。國王對英國存在的營私舞弊、侵略戰(zhàn)爭和法律不公大加指責，并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卑劣自私。 飛島國的科學家脫離人民與實際，從事不著邊際的“科學研究”，尤其是對屬地的居民，更采取殘暴的手段：稍有叛逆，就將飛島駕臨上空，阻隔陽光，或降落到其國土上，將居民碾壓成粉。這里揭露的正是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統(tǒng)治。 格列佛還到了一個魔術家的國度，在那里回溯了古羅馬的政治，對比了英國的制度。此時，他的思想已從支持君主政體變?yōu)閾碜o共和了。不過，他還只是贊美處于“自然狀態(tài)”下的宗法社會。 如果這種看法還屬于“浪漫的倒退”的話，格列佛對智馬國的描述，則指出了文明社會對于人類的腐蝕，表明只有生活在自然狀態(tài)下的人，才是純潔高尚的。這一觀點后來被法國的盧梭發(fā)揚光大，成為浪漫主義文學的發(fā)端。 智馬國的居民分為狀似野獸的“雅虎”和有智慧、會說話的智馬兩類�！把呕ⅰ贝�表了人類的貪欲和敗壞，而智馬則生活在原始的善良社會。不言而喻，如果人類墮落下去，將與動物無異，那是多么可悲�。� 斯威夫特生活的時代是由培根開創(chuàng)的實驗科學和牛頓奠定的古典力學方興未艾之際。他筆下的小人國和大人國雖是虛構的，但其居民身高分別是正常人類的十二分之一和十二倍。那里的一切建筑和器物，都具有數學比例的準確性，全書結構勻稱而明顯，這都符合理性思維的要求。 斯威夫特是在古典主義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作家，他的文字功底極深，表現手法新穎，盡管隔著一層翻譯，仍有許多值得我國青少年朋友學習和借鑒之處。